魂兮归来“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揭幕
青山环抱，芳草萋萋，176名为追求自由幸福而献出生命的广东逃港知青，魂兮归来，他们的灵魂终于在美国自由的土地上安息。
6月15日，镌刻着收集到的第一批逃港罹难者名字的“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在新泽西州“恒福墓园”揭幕。数十名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成功逃港的广东知青，如今已七老八十、白发苍苍，他们聚首于纪念碑前，遥想当年为了自由投奔怒海的惊心动魄，幸庆自己的九死一生；此时此刻，他们更想念那些“同是天涯沦落人”但在逃港途中或葬身大海，或饿死在长途跋渉路上，或摔死于悬崖峭壁下——“用生命换取自由”的同学、同仁、知青队友。
这些有幸活到今天，自称“死剩种”的有情有义的“卒友”（那时把逃港叫“督卒”），感慨万千，泪洒纪念碑前。他们凝望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纪念碑前献上鲜花，摆放鲜果、三牲、元宝、香烛拜祭，全体默哀、三鞠躬、致辞予以缅怀。
让蒙难者的灵魂在自由世界安息
纪念碑上书：“在无依之地上空飘荡的孤魂，归来兮，天涯何处无芳草？愿你们从此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安息。美加广东同学 敬立”
逃港幸存者曾在2014年5月1日在香港新界大鹏湾吉澳岛鬼吊角，为当年的偷渡蒙难者立起一块墓碑。虽然石碑在人迹稀少的偏远小岛上，甚至墓碑上只是隐晦地写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但它在地面之上仅存在了两年，岛上的居民怕惹麻烦，要求把碑迁走，逃港幸存者就把碑埋在了地下，后来只能到不同的岛上举行纪念活动。到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每年拜祭几乎再不可能，他们便与现在美国落地生根的逃港者商量，把纪念碑建在美国，让这些屈死的冤魂，在自由世界能有个永久的安身之所。
参加仪式的当年逃港知青唐伯鸿说：“纪念碑原来立在香港，但现在大环境变了，今天连纪念死人的碑都要逃，亡灵都要逃，很无奈。”
自由世界永远比共产世界好
当年家住广州东山合群路、1966年从广州七中毕业的容锦爱，因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父亲是右派，虽然她科科第一名，但不能考大学，只能去农村，“那时评工分，按照给我的工分，我分到的粮食都不够吃，我为了上大学、为了不饿死， 我必须要逃港。我知道逃港是很危险的，但在最底层的我，生不如死，还不如赌一赌。”
“我已经预备要死了，那时候，在中国很惨了，生不如死，要是中途不幸死了，也值得。所以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活着去香港。”容锦爱说。
容锦爱和妹妹在1971年5月17日那天一起走，先是坐船到中山，之后骑单车到了山边，在山里走了5天，有一日天黑了，她的妹妹喊累，坚持不走，她们躺下休息，第二天天亮醒来，才发现她们睡在了悬崖边上，只要往前走就会摔下悬崖，惊险万分。走完山路后，她们下水，在水里游了两天到了澳门，再由蛇头带着到了香港。“我在香港读了大学，然后1972年留学来了美国。”
容锦爱说：“很多同学偷渡，中途有的人没有命了。我很幸运，可以留着一条命，可以到自由世界，我思念过去的同伴，现在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回到自由世界，我们可以画一个句号。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纪念碑，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去了，我们去了以后， 就没有人再说这个历史，所以我们立这个碑，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
如今儿孙满堂的容锦爱说：“自由世界永远比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好。”
不是我不爱中国 是中国不爱我
纪念碑上，镌刻着一个名字“饶必永”，她当年是广州侨光中学（57中）的学生。6月15日揭幕仪式上，饶家两兄弟——76岁的哥哥饶成和62岁的弟弟饶Jimmy参加活动，他们表示，饶必永逃港途中失踪了，和她一起出发的还有几个住在广州东华西街的街坊同学，除了一个同学后来折返外，其他人都罹难了，但是怎么罹难的，之前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说来话巧，正当饶Jimmy的女儿在石碑前用手指着自己姑姑名字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问她：“她是你什么人？她就是我的小学同学，我知道有一个人知道情况！”然后即时打电话给当年一起偷渡后来折返的同学，“这个同学告诉，他们在惠阳淡水附近的大山里面走了十几天，身上没有了干粮，遇到台风……”。说到这里，饶Jimmy顿时哽咽，眼圈红了。
大哥饶成说：“很多家庭都被共产党整得很惨，不是我们不爱中国，我们是黑五类，那时我们的同学说：踩你到地上，还踹上一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因为我们是‘叛徒’、‘卖国贼’，不是我不爱中国，是中国不爱我。”
珍藏50年的“偷渡地图”
1965年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了斗门平山农场做知青的唐伯鸿说，当时农场有三万知青，他在1972年就很想逃港，知青们找来了“据说从广州军区拿出来的军用地图”，有行政区图、地形图，标记得非常详细，知青们就用蜡纸盖在上面描绘复制。
唐伯鸿展示了他珍藏了50年的偷渡地图，这几幅地图已经发黄、变脆、被虫咬出洞，“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唐伯鸿1973年游泳偷渡，“游水经过了三灶岛、大小横琴岛，后来回去都不认得了，像南柯一梦。”唐伯鸿起初是与一个同伴结伴，结果第二天遇到边防开枪，同伴被抓，“6天5夜就我一个人，碰到巡逻人员，他们用步枪朝我开了两枪，子弹在头顶飞过，我整个人发软了，我几十年后还记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是打中了我，举手举手，我往身上一摸，并没有打中，手电照过来，他说：还有一个。我就看见差不多游到海边了，我要搏一搏，往澳门那边继续游，第二枪又打过来，那边又大喊：抓特务啊。”唐伯鸿说，那死里逃生的一幕在50年后仍清晰印在脑海里，“那一枪，来到美国有时做梦还会梦到，睡觉时突然惊醒，以为自己被抓了。”
唐伯鸿说，当年自己为了寻求自由，“很艰难，走过来也就是一刹那”；说到哪一天全体中国人才能都拥有自由，唐伯鸿说：“那比我们当年逃港要艰难一百倍 ，（但）那是我心底的愿望。”
有生之年 我们一定每年都来拜祭
当年到东莞当知青的纽约“至德三德公所”主席吴行说，他在的那个大队有120个知青，他在那里呆了三年，“到我走的时候，差不多走了一半了，有机会走的都走了，能够走的都走了。”
当时他还犹豫不决，“我的朋友逃了但被抓回来了，他对我说，你还想那么多？逃港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就算被抓回来了，还是做这份工作，没有损失的。”
吴行在农场呆了三年后才逃，“幸运的是一次就偷渡成功，大队有一百多个知青，大概有10个失踪了。”
“我们这帮人大部分70岁以上，我们 有生之年只要我们能走动，我们一定会来，直到我们走不动或离开人世。”吴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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