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zrjdsk 发表于 2024-6-11

勿忘悲壮历史 美东逃港知青悼念罹难卒友


6月8日,初夏的美国新泽西州云淡风轻,近百名在1970年代成功逃港、如今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人再次聚首,信守他们立下的“年年岁岁 永不相忘”的诺言,第三年来到“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前,拜祭当年用生命博取自由但魂断逃港路上的同代人。

新泽西州恒福陵园内的两座“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分别于2022年和2023年落成。

这些当年成功逃港、如今在自由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呼吸着自由空气的“卒友”们(当年逃港叫:督卒,把逃港以中国象棋中的“督卒过河”来暗喻),没有忘记当年罹难的“卒友”,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这里,除了来自纽约、新泽西,还有远道从芝加哥、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加拿大、香港等地而来的,包括美西逃港纪念碑的建碑组成员李民等,他们在纪念碑前供奉鲜花、元宝、香烛、三牲,并洒酒拜祭。

纪念碑上镌刻着346个逃港罹难者的名字,当中有拜祭者的亲人、恋人、同学、好友、邻居的名字。当年为了追求自由,逃离暴政的桎梏,他们曾相约一同出发,翻山越岭,在大海中漂浮,“愿为自由故 舍命不悔叹”。据资料记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大约有200万名中国大陆居民逃往香港,其中在1970年代,从中国广东省逃往香港的人数,大约有56万到70万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占了很大一部分。

逃港的路上充满艰难险阻,很多人“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或摔死在悬崖峭壁下,或惨死在枪口下,或葬身于茫茫大海中,长眠于逃港路上。碑上的名字,当年是一个个风华正茂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悲壮的一刻。

建碑组成员、文革知青历史专家阿陀在致词中说:“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我们年年岁岁都不能把他们忘记,这一段历史要永远记录下来。”美西逃港纪念碑建碑组成员李民说:“建碑是给那些夭折于逃港路上的冤魂,在自由的土地上有一个永久的安息之地,这种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应继续承传下去;这是比翻越柏林墙更为悲壮的历史,我们不应该遗忘。”建碑组成员宋颖说,感谢世界各地卒友对建碑的关心和支持,建碑组继续收集罹难者名单。

106岁的张五洲老人,第二年来拜祭妻弟。他是在报纸上看到建碑的消息,设法联系到建碑组,提供了妻弟陈乃活的名字。他表示,只要还活着就会来。

阿陀说,碑上名字有一个叫王汉杰的,是小提琴家马思聪太太王慕理的侄子,“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朋友,文革后两人没有联系,后来听说他在逃港途中罹难了。”《开,南风窗》的作者蔡可风证实说,王汉杰的好朋友叫林进聪,是他在7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在1972年左右,林进聪和王汉杰还有其他两个同学,4个人一同逃港。在海上,王汉杰不行了,她和其他两个同学拖着已半昏迷的王汉杰继续游,上岸时王汉杰已奄奄一息,但没有救过来。

碑上罹难者名字的顺序,是按照他们当时所在中学的顺序来排列的。阿陀所在的八中,有12个同学的名字在上面,是碑上名字最多的中学,他说:“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代表着许许多多悲惨的历史。”

“这是无声的控诉”
在第二碑的一面,是用逼真的影雕技术镌刻的逃港粗略路线图、地形图,还有五个罹难者的画像,其中有四位是陈家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弟弟陈冠力来到碑前拜祭,久久凝望。

陈冠力说,他的爸爸陈庆琛是“爱国知识分子”,响应共产党号召,放弃在香港的优厚生活,回国建设“新中国”,但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后来又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

“因为爸爸的成分,整个家庭受到很大冲击。”陈冠力说,“我妈妈跟我家姐说过,说想和爸爸离婚,以保护我们这些孩子,我姐姐对我妈妈说:你做什么都保护不了我们,共产党不会因为你和你老公划清界限,就放过你。”

根据美东纪念碑《纪念册》:陈家有八个兄弟姐妹,二哥陈冠中1962年从广州二中毕业,学校准备保送他上大学,但家境穷困,他只得放弃升学机会,1972年下放到广东的穷乡僻壤紫金县,被迫走上逃港之路,在路上罹难;五哥陈冠朋曾考上铁路学校,大约在1970至1971年间,他步上逃港之路,据目击者也是同行者说,当时风高浪急,但他决心不回头而被海浪吞没;六姐陈冠筠和七姐陈冠可,下乡到珠海海水养殖场,1972年他们的父亲因现行反革命罪第二次入狱,她们被逼迫要交代父亲问题,在屈辱之下,她们和男朋友走上逃港之路,四人全部在海上罹难。而她们的二哥早在1971年因父亲是反革命被株连,不堪受辱而自杀了;而父亲1972年在狱中亡故。

陈冠力说:“我1969年去了海南岛,我妈妈写信给我,每封信都没有好消息,要不是说姐姐走了,就是说哥哥走了,爸爸也走了,我很怕收到信,到现在去信箱拿信,还有心理阴影……我妈妈受的伤害太大,几个孩子都没了,她都想过自杀。”

“我的四个哥哥姐姐都罹难了,但我还是要走,因为当你被人家逼到墙角的时候,没有地方退路的时候,你只能走。走可能有危险,但是如果不走的话,后果更加不可想像,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在中国,当时我家实在是不能待下去了。”

在纪念碑上哥哥姐姐的遗像前,陈冠力说:“这是无声的控诉。”

“这是最伤痛的经历 但还是要讲出来 为了后人铭记”
叶Wendy经过六次失败,第七次才成功抵达香港,但她最刻骨铭心的不是逃港的艰辛,而是哥哥叶超华的罹难。

叶Wendy说,她当时家住广州西关的光雅里,爷爷是资本家,父母被人批斗,家里被抄家。她身为“黑七类”自小被人孤立,文革开始后,更看不到前途。她是36中的学生,去增城插队,她哥哥在荔湾侨中,本是去博罗插队的,但她考虑离家近,把哥哥的名字写上跟她一同去增城。哥哥的同学都去偷渡了,哥哥说也要走,但她很害怕,不敢走。她哥哥先去了东莞,对她说,不管等不等到她,都要走了。当她下决心启程后,没想到在下船时被拦下了,被送进了收容所,被遣送回增城,坐了一个月的监。她哥哥则先出发了。

她被关押期间拚命打听哥哥的下落,打听到哥哥出发那天刮大风,“我一听就很害怕,那时差不多11月份,我哥哥是很怕冷的……”哥哥渺无音信,她知道很可能凶多吉少。

一个月后她被释放,“到了家门口,但不敢进去,我围着我家附近绕圈,从光雅里绕到上下九,又绕回来,绕了足足四个小时。我不敢见我妈妈,我不知怎么跟她说,我觉得是我把哥哥连累了,因为他要等我。但我没有办法不回家,当我见到我妈妈的时候,我不敢看她,我怕见到我妈妈哭,我只喊了妈一声,就出不了声了……”说到这里,叶Wendy哭泣了。

后来,叶Wendy用了6年时间,经过了六次失败,第七次才成功抵港。“我很感恩,也很伤心,哥哥的事是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我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叶Wendy说,她不忍回首这段悲惨的经历,但希望暴政带来的悲剧不再重演,所以她鼓起勇气揭开这个创伤。

“他们要绞杀我们 我们就一定要活下去”
廖先生的女朋友当年在逃港路上被民兵枪杀、倒在他怀中死去,他第二年来到纪念碑前拜祭。这次,他捧着女朋友黄婉虹的照片,在碑前留影。

廖先生说,他和女朋友是同学,1965年到了连山县的禾洞农场上山下乡,在那里生活了有八九年。那里没有电、没有公路,还要自己建茅屋来住,生活非常艰苦。他们感情笃定,就算在“一打三反”受冲击时也没有分离。

“我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她的父亲是国民党旧官员,在接受劳改,文革后我们感到前途无望,决定离开。那天我们在惠州上船,去到一个叫秋长公社的地方,再走了四五天,就到了水边。1973年4月28日的晚上大约10点钟,我们到了海边,我们摸黑下去,遇到巡逻的民兵,他们马上开枪,他们手上有冲锋枪。当时距离很近,不超过10米,我们趴下的时候,我女朋友的左股大动脉中弹,子弹进去时很小,但出来时有碗口那么大,她立刻大出血,她来不及说什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们开枪了。’我抱着她,看着她流血,没有了反应……”

民兵要把满身鲜血的廖先生带走,廖先生抱着女朋友的尸体到了葵涌公社,后来廖先生被关进拘留所,半年后才放出来,他的女朋友的遗体则不知下落了。

“他们要绞杀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活下去。”1974年12月10日廖先生再次启程,“当我第二次出发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为自己前途或为更好生活,而是觉得:我如果再不去,我对不起我女朋友,我作为一种挑战,既然他们这样绞杀我们,我们更加应该逃出来。”

他自己制作橡皮艇,用胶布粘,到水边再吹起来,路上花了十多天时间,在圣诞节前一天到达香港。他说:“虽然我们的经历,对整个民族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水滴,但是希望这些历史真实地保存下来,让他们不会白死。”

廖先生说:“我已经70多岁了,不知道还能来多少年,但如果有可能,我都会每年坚持来拜祭。”

卒友们在纪念碑前纷纷忆说自己及同伴们逃港的经历,辨认着碑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纪念碑上,卒友袁家伦的诗句也倾诉着他们的衷肠:

云雾罩海滩 雨洒吉澳山
出师身未捷 魂断大鹏湾
昔日同上路 君却未能还
相逢唯梦里 泪雨湿衣衫
清香一缕缕 酒撒绿波间
愿为自由故 舍命不悔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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