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悲壮历史 美东逃港知青悼念罹难卒友

6月8日，初夏的美国新泽西州云淡风轻，近百名在1970年代成功逃港、如今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人再次聚首，信守他们立下的“年年岁岁 永不相忘”的诺言，第三年来到“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前，拜祭当年用生命博取自由但魂断逃港路上的同代人。

新泽西州恒福陵园内的两座“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分别于2022年和2023年落成。

这些当年成功逃港、如今在自由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呼吸着自由空气的“卒友”们（当年逃港叫：督卒，把逃港以中国象棋中的“督卒过河”来暗喻），没有忘记当年罹难的“卒友”，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这里，除了来自纽约、新泽西，还有远道从芝加哥、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加拿大、香港等地而来的，包括美西逃港纪念碑的建碑组成员李民等，他们在纪念碑前供奉鲜花、元宝、香烛、三牲，并洒酒拜祭。

纪念碑上镌刻着346个逃港罹难者的名字，当中有拜祭者的亲人、恋人、同学、好友、邻居的名字。当年为了追求自由，逃离暴政的桎梏，他们曾相约一同出发，翻山越岭，在大海中漂浮，“愿为自由故 舍命不悔叹”。据资料记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大约有200万名中国大陆居民逃往香港，其中在1970年代，从中国广东省逃往香港的人数，大约有56万到70万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占了很大一部分。

逃港的路上充满艰难险阻，很多人“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或摔死在悬崖峭壁下，或惨死在枪口下，或葬身于茫茫大海中，长眠于逃港路上。碑上的名字，当年是一个个风华正茂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悲壮的一刻。

建碑组成员、文革知青历史专家阿陀在致词中说：“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我们年年岁岁都不能把他们忘记，这一段历史要永远记录下来。”美西逃港纪念碑建碑组成员李民说：“建碑是给那些夭折于逃港路上的冤魂，在自由的土地上有一个永久的安息之地，这种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应继续承传下去；这是比翻越柏林墙更为悲壮的历史，我们不应该遗忘。”建碑组成员宋颖说，感谢世界各地卒友对建碑的关心和支持，建碑组继续收集罹难者名单。

106岁的张五洲老人，第二年来拜祭妻弟。他是在报纸上看到建碑的消息，设法联系到建碑组，提供了妻弟陈乃活的名字。他表示，只要还活着就会来。

阿陀说，碑上名字有一个叫王汉杰的，是小提琴家马思聪太太王慕理的侄子，“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朋友，文革后两人没有联系，后来听说他在逃港途中罹难了。”《开，南风窗》的作者蔡可风证实说，王汉杰的好朋友叫林进聪，是他在7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在1972年左右，林进聪和王汉杰还有其他两个同学，4个人一同逃港。在海上，王汉杰不行了，她和其他两个同学拖着已半昏迷的王汉杰继续游，上岸时王汉杰已奄奄一息，但没有救过来。

碑上罹难者名字的顺序，是按照他们当时所在中学的顺序来排列的。阿陀所在的八中，有12个同学的名字在上面，是碑上名字最多的中学，他说：“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代表着许许多多悲惨的历史。”

“这是无声的控诉”
在第二碑的一面，是用逼真的影雕技术镌刻的逃港粗略路线图、地形图，还有五个罹难者的画像，其中有四位是陈家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弟弟陈冠力来到碑前拜祭，久久凝望。

陈冠力说，他的爸爸陈庆琛是“爱国知识分子”，响应共产党号召，放弃在香港的优厚生活，回国建设“新中国”，但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后来又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

“因为爸爸的成分，整个家庭受到很大冲击。”陈冠力说，“我妈妈跟我家姐说过，说想和爸爸离婚，以保护我们这些孩子，我姐姐对我妈妈说：你做什么都保护不了我们，共产党不会因为你和你老公划清界限，就放过你。”

根据美东纪念碑《纪念册》：陈家有八个兄弟姐妹，二哥陈冠中1962年从广州二中毕业，学校准备保送他上大学，但家境穷困，他只得放弃升学机会，1972年下放到广东的穷乡僻壤紫金县，被迫走上逃港之路，在路上罹难；五哥陈冠朋曾考上铁路学校，大约在1970至1971年间，他步上逃港之路，据目击者也是同行者说，当时风高浪急，但他决心不回头而被海浪吞没；六姐陈冠筠和七姐陈冠可，下乡到珠海海水养殖场，1972年他们的父亲因现行反革命罪第二次入狱，她们被逼迫要交代父亲问题，在屈辱之下，她们和男朋友走上逃港之路，四人全部在海上罹难。而她们的二哥早在1971年因父亲是反革命被株连，不堪受辱而自杀了；而父亲1972年在狱中亡故。

陈冠力说：“我1969年去了海南岛，我妈妈写信给我，每封信都没有好消息，要不是说姐姐走了，就是说哥哥走了，爸爸也走了，我很怕收到信，到现在去信箱拿信，还有心理阴影……我妈妈受的伤害太大，几个孩子都没了，她都想过自杀。”

“我的四个哥哥姐姐都罹难了，但我还是要走，因为当你被人家逼到墙角的时候，没有地方退路的时候，你只能走。走可能有危险，但是如果不走的话，后果更加不可想像，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在中国，当时我家实在是不能待下去了。”

在纪念碑上哥哥姐姐的遗像前，陈冠力说：“这是无声的控诉。”

“这是最伤痛的经历 但还是要讲出来 为了后人铭记”
叶Wendy经过六次失败，第七次才成功抵达香港，但她最刻骨铭心的不是逃港的艰辛，而是哥哥叶超华的罹难。

叶Wendy说，她当时家住广州西关的光雅里，爷爷是资本家，父母被人批斗，家里被抄家。她身为“黑七类”自小被人孤立，文革开始后，更看不到前途。她是36中的学生，去增城插队，她哥哥在荔湾侨中，本是去博罗插队的，但她考虑离家近，把哥哥的名字写上跟她一同去增城。哥哥的同学都去偷渡了，哥哥说也要走，但她很害怕，不敢走。她哥哥先去了东莞，对她说，不管等不等到她，都要走了。当她下决心启程后，没想到在下船时被拦下了，被送进了收容所，被遣送回增城，坐了一个月的监。她哥哥则先出发了。

她被关押期间拚命打听哥哥的下落，打听到哥哥出发那天刮大风，“我一听就很害怕，那时差不多11月份，我哥哥是很怕冷的……”哥哥渺无音信，她知道很可能凶多吉少。

一个月后她被释放，“到了家门口，但不敢进去，我围着我家附近绕圈，从光雅里绕到上下九，又绕回来，绕了足足四个小时。我不敢见我妈妈，我不知怎么跟她说，我觉得是我把哥哥连累了，因为他要等我。但我没有办法不回家，当我见到我妈妈的时候，我不敢看她，我怕见到我妈妈哭，我只喊了妈一声，就出不了声了……”说到这里，叶Wendy哭泣了。

后来，叶Wendy用了6年时间，经过了六次失败，第七次才成功抵港。“我很感恩，也很伤心，哥哥的事是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我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叶Wendy说，她不忍回首这段悲惨的经历，但希望暴政带来的悲剧不再重演，所以她鼓起勇气揭开这个创伤。

“他们要绞杀我们 我们就一定要活下去”
廖先生的女朋友当年在逃港路上被民兵枪杀、倒在他怀中死去，他第二年来到纪念碑前拜祭。这次，他捧着女朋友黄婉虹的照片，在碑前留影。

廖先生说，他和女朋友是同学，1965年到了连山县的禾洞农场上山下乡，在那里生活了有八九年。那里没有电、没有公路，还要自己建茅屋来住，生活非常艰苦。他们感情笃定，就算在“一打三反”受冲击时也没有分离。

“我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她的父亲是国民党旧官员，在接受劳改，文革后我们感到前途无望，决定离开。那天我们在惠州上船，去到一个叫秋长公社的地方，再走了四五天，就到了水边。1973年4月28日的晚上大约10点钟，我们到了海边，我们摸黑下去，遇到巡逻的民兵，他们马上开枪，他们手上有冲锋枪。当时距离很近，不超过10米，我们趴下的时候，我女朋友的左股大动脉中弹，子弹进去时很小，但出来时有碗口那么大，她立刻大出血，她来不及说什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们开枪了。’我抱着她，看着她流血，没有了反应……”

民兵要把满身鲜血的廖先生带走，廖先生抱着女朋友的尸体到了葵涌公社，后来廖先生被关进拘留所，半年后才放出来，他的女朋友的遗体则不知下落了。

“他们要绞杀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活下去。”1974年12月10日廖先生再次启程，“当我第二次出发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为自己前途或为更好生活，而是觉得：我如果再不去，我对不起我女朋友，我作为一种挑战，既然他们这样绞杀我们，我们更加应该逃出来。”

他自己制作橡皮艇，用胶布粘，到水边再吹起来，路上花了十多天时间，在圣诞节前一天到达香港。他说：“虽然我们的经历，对整个民族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水滴，但是希望这些历史真实地保存下来，让他们不会白死。”

廖先生说：“我已经70多岁了，不知道还能来多少年，但如果有可能，我都会每年坚持来拜祭。”

卒友们在纪念碑前纷纷忆说自己及同伴们逃港的经历，辨认着碑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纪念碑上，卒友袁家伦的诗句也倾诉着他们的衷肠：

云雾罩海滩 雨洒吉澳山
出师身未捷 魂断大鹏湾
昔日同上路 君却未能还
相逢唯梦里 泪雨湿衣衫
清香一缕缕 酒撒绿波间
愿为自由故 舍命不悔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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