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留学生林立桐：反共是一种责任

近半年来，由一群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公民会在加拿大正式走上前台。他们举办和参与各种大大小小活动，公开向中共暴政说“不”；声援大陆“白纸运动”，喊出了：“打倒中共，推翻中共，习近平下台”等口号。

24岁的林立桐（为安全考虑，林立桐为化名）是公民会的教务长，也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在日前接受大纪元专访时，披露了从认清中共，到走上反共之路的心路历程。

林立桐说：“历史将一项艰钜的责任交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反抗专制和暴政的任务不再是万⾥之外的专利。中共是全世界的威胁，包括加拿大。如果不守护这里的自由，我们将无处可逃。”

逃脱洗脑 认清中共

记者：在大陆那个环境下，你是如何逃脱洗脑、认识中共的？

林立桐：我对中共的初步认识最先来自于电视和杂志，之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初中时，学校那种野蛮、填鸭式的教育，每天就是做题、考试，很无聊。那时我们年级有240多人，只有三分之一能升高中，也就是80个人，那个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就觉得这种教育体制很成问题。

高中进了一所国际学校，当时历史课用的是加拿大卑诗省（BC：British Columbia）的教材。书很厚，其中有两页讲“六四”，有坦克人的图片。前几届还发书给学生，到我那一届就不发了，每次上课都是把课程内容影印若干份，发给学生，就这么折腾、浪费，就不给你看书。

国际学校没有政治课，我接触了一些西方的自由理念。那时翻墙比较轻松，很容易就翻出去了，看到了一些外面的东西。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宿舍4个人都在看“六四”纪录片，纪录片的最后15、20分钟讲的天安门自焚案（真相），应该是法轮功学员放上去的。

当时有一室友说：“嗯，讲得有点道理。”当时不一定完全相信，但已经有两个东西摆在脑子里了，你不一定信“这个”，但再也不会完全相信“那个”（中共的污蔑宣传）了。

高中时，有一个亲戚去美国出差，问我要带什么东西？我说华盛顿的纪念品中应该有《独立宣言》，能不能带一本？果然给我带回一本。当时读起来很有意思，对人权有了基本认识。

后来，看的东西越来越多，开始思考，开始寻找上一辈人发生了什么，包括国内的维权者，高智晟律师、709律师、张展、许志永、陈光诚、浦志强等。

我是学历史的，对中共党史看得特别多，很多都是国内学者研究的，很受冲击。我们在社会上还讲人际关系，可是看中共党史，完全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看得越多，看得越清楚，那个感觉真是难以言表。一方面觉得自己被骗了；另一方面，这个政权就摆在这里了，党史都是国内学者写的，你们又不是不认识中文字，为什么你们就不反抗？为什么就容许它存在？

中共撒谎、杀人、精神奴役

记者：你是从哪些方面认识中共的？

林立桐：中共靠暴力、欺骗统治（国家和人民）。它从一开始就撒谎，1920年代就是如此，说一套做一套，共产党自己都说有好几套。陈独秀是一套，之后斯大林下来的指示又是一套，一会儿土地革命，一会儿又不行，还是要团结地主；都是绕来绕去，翻来覆去。反正他不关心具体的人如何，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从它的革命利益出发。

毛泽东的农村革命靠的是流氓、二流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写得很明白，什么“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这些才是最革命的。当然存在恶霸地主，但是地主兼并土地及跟佃户的关系，和共产党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共产党土地革命的目的，根本和解放农民是两回事。它不是为了农民去解放农民，而是为了它自己去解放农民。因为解放农民之后，农民就去当红军了，就能给它流血牺牲了。

最典型的如中央苏区，中国社科院的黄道炫有一本书就写过，那个地方的土地集中、兼并的程度完全没有政治宣传当中所说的那么严重，主体是自耕农，并非是佃户。并且当地宗族势力发达，公田占比较大，社会关系远称不上有那么紧张。共产党来了之后，发动农民把地主斗垮，粮食、农具全部分掉，农民手上沾了血，就只能一条道跟共产党走到黑了。

所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实际上最多一半是军事失败，另一半完全是因为竭泽而渔，哪怕我们承认共产党在分了地主的土地之后，农民能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因为共产党要打仗，打仗就需要汲取民间的资源，青壮年男子全部被征发上了前线，后方的劳作只能靠动员妇女儿童。战争越打越大，资源确实有限的，苏区不过二百万多人口，要养十几万红军和共产党干部，怎么可能？

不仅是中央苏区，你看徐向前的回忆录就知道，四方面军建立了所谓川陕根据地之后，两年不到的时间就搞得民穷财尽，只能撤走。道理是一样的，四方面军到川北的时候才一万多人，两年发展到六万人，人从哪里来的，吃喝从哪里来的，全靠民间。徐向前自己都写，当过保长的全部杀掉，地主、富农也全部杀掉，中农的土地也要剥夺。尤其是在军事失利，准备撤退的时候，张国焘下令把沿路170⾥的民房全部烧光，这算什么呢？

1930年代到1940年代抗战，中共讲自己是中流砥柱，哪来的？根本就没有。看1937年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争论就知道，毛的态度就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不打硬仗，挺进敌后，自己搞根据地，增强实力。1945年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也因为违背毛泽东的方针被猛烈批判。

中共暴力杀人，中共几十年的历史，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共产党的杀人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从它的起始到现在。

中共挑动底层人互害；毛泽东到最后越玩越大，老百姓互害还不够刺激，老百姓跟官互害。文革算比较典型，毛泽东当然知道，大跃进饿死这么多人，老百姓肯定心里有气。他把老百姓的怨气算到地方官员头上，皇帝高高在上，让下面的人自己斗。

三反、五反、杀300万人、600万人，那太远了，现代人理解不了。“六四”是我们这代人真正能够理解的东西，它就在电视屏幕上摆着，很直观的；而且当时参与的各路人都还在，能够给我们形成直接的印象，时间也离我们比较近。

邓小平这种老布尔什维克、老革命，他不杀人才奇怪，他都杀一辈人了，当年从搞地方工作就开始了；赵紫阳也是杀人起家，在广东、四川的时候，土改杀地主，杀的比谁都多。他们的本质就是杀人。

共产党对“六四”污名化，其实和所有的运动一样，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地掩盖，真正的东西反而消失了。其实“六四”不是一个学生运动，是全民的。共产党他不怕几个学生闹事，他怕全民闹事。

前两年澳大利亚有人（林慕莲，Louisa Lim）专门写了一本书，有一部分讲成都杀人，其实当时很多地方都杀人，北京只是比较大一点。从这里也看到共产党的杀人本质。

中共在国内打压维权者，高智晟律师、709律师、张展、许志永、陈光诚、浦志强等，迫害信仰群体，迫害少数民族，新疆有集中营，西藏更是一个黑洞。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是一个打压高峰期，中共不仅暴力镇压香港抗议者，而且开动国内宣传机器，引导舆论，让国内人去恨香港人，恨“港独势力”。

今天的动态清零，所有人都被触及了。基层官员腐朽滥权，见人就打，又把人绑起来。它原来不是这样的吗？前几年的强拆，大上访，基层国保对付上访的人不是这个德性吗？都是这样，一脉相承。只是现在所有人都摊上了，都倒楣。

中共毁灭传统、摧毁人的精神

记者：现代人价值观很混乱，你怎么看？

林立桐：中共统治中国几十年，历次政治运动，打击文化精英，它不是破坏，它是毁灭传统文化。文革比较典型，从1966年开始，到后来内斗全面失控，毁文物、砸孔庙……

共产党它不是征服一个人，它是改造。毛泽东杀人，杀老百姓，但是对知识分子、那些将领、党内官员，他很少专门去枪毙谁，都是折腾你，让你检讨，把你整疯。毛泽东整的是人的脑，人的心，他是在更深程度上征服你。

文革之后，又是一个转折，中国从慷慨激昂、浪漫、自信、轰轰烈烈，一下子退化什么都没有了。

近年来，中共在世界各地搞孔子学院，讲国学，它操心传统文化。实际上，它不是真操心传统文化，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当今这个世界价值观非常混乱，左、右、极左、极右等。现在信息泛滥，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年轻人很难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来到海外的留学生能够接触到一些自由信息，“狼奶”也吐掉一些，他只要愿意思考，他就会看到，开放社会有开放社会的好处，封闭社会有封闭社会的不好处。

中共威胁世界

记者：许多人都认为，移民到国外，与国内没关系了。你怎么看？

林立桐：十几年之前这么说也许没什么问题，谁能说去个安静的地方过日子有错呢，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布罗茨基有一句名言，“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我现在要把这句话改一改：我们必须操心中国的事，直到中国不再操心我们的事。

中国和朝鲜不一样，虽然都是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威胁，但是情况不一样。朝鲜折腾老百姓，打一下导弹，主要还是为了金家自己一直能当皇帝，中国对世界的威胁是另一个量级的。

习近平的共产党有全球妄想，想跟美国较量，想用中国的非自由价值观来代替美国的自由价值观；用中国（中共）主导的世界秩序，来代替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用中国（共）的剥削、非自由经济模式，来代替美国的自由贸易体系。

过去这几年，习近平天天都是最新宏大叙事，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要在2035年怎么怎么样。对WTO（世界贸易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等各种国际组织大肆渗透。

原来清华的教授秦晖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人天天琢磨着西方人要和平演变中国了，可是现在来看，中国（中共）拿它的那一套中国（中共）模式来和平演变西方了。中国（中共）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等于要用19世纪的血汗资本主义模式，来代替21世纪带有社会主义福利色彩的资本主义，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演变民主资本主义，用奴工市场经济来打败社会市场经济。中共是把世界推向野蛮后退，它不仅开中国的倒车，它要开世界的倒车。

很多人以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就和中国没关系，起码下一代肯定和中国没关系，中国（中共）爱干嘛干嘛去。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还在共产党的政权之下生活，即使移民之后，我们在各种程度上还跟国内有联系，我们在这边说话、做事当然要受到共产党的影响。

中共的海外警察局就是直接性的威胁，即使把它砍掉了，我们就感到自由了吗，就安全了吗？不是。

如果我们不去对抗中共的威胁，那在加拿大、在美国的自由，你所能享受到的各种权利，都要受到中共的影响。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个政权倒台。

反共是一种责任

记者：现在许多人在岁月静好，享受吃喝玩乐，你为什么要反共？

林立桐：自“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绥靖，让中国加入世贸，给予最惠国待遇，给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让中共发展壮大。但是，中共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民主、法制和人权，而是更加残暴地迫害民众。

对中共来说，国境线不再是阻碍它输出压迫的堤坝。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惕。我们必须捍卫自由，否则自由将离我们远去。不是我们打垮暴政，便是暴政征服我们。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反抗，我们在中国的亲人们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今天中国的故事也将成为我们未来的现实。

摆在我们面前的选项是明确的：要么我们选择醉生梦死，等待带着狼犬的奴隶主们踢开我们的家门；要么选择站出来，把那个政权和它的一切走狗们推下悬崖，让他们去拥抱他们应得的下场。

里根曾说，有些价值不可以让渡，有些界限不可以破坏。

丘吉尔说过，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能贯穿并超越时空的障碍，就是责任。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反抗暴政是我的责任。

人人都应该反共

记者：中共实施暴力镇压，让很多人都感到恐惧，你怎么看？

林立桐：中共一直对异议人士残酷打压，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今年6月4日，我在中领馆前“六四”纪念集会上发言，那一个月我都没睡好。但现在半年过去了，啥事没有。其实中共没有想像的那么强大，在海外，它还是有点顾忌，毕竟这里是民主国家，它不敢太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