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后,美中关系螺旋式下降,美中几乎所有高层沟通管道都被切断。但最近一段时间,美中突然重启高层对话。 但现在的美中对话,已经不同于以往奥巴马时代美中全面接触的对话机制,对话不是为了达成某种协议,而是一种对抗中避免冲突的接触。专家表示,中共没有任何自我纠错的思维,美中关系改善很困难。 美中重新启动对话 自从去年11月份在巴厘岛G20峰会上拜习会后,美中两国同意稳定关系。但在今年2月初气球事件后,美中关系跌入冰点。 几个月来,拜登政府一直寻求与北京高层同行对话,但北京没有回应,本月突然之间有多场会谈,在美国加快布局亚太围堵中共、G7峰会召开的前夕,中共害怕被孤立,表达出愿意对话的迹象。 中央情报局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副助理局长丹尼斯‧怀尔德(Dennis Wilder)告诉彭博社:“中国(中共)领导人可能认为,自间谍气球被击落以来,他们的冻结策略已经奏效。他们可能觉得已经在美中双边外交中取得了战术上的优势。” 5月8日,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会面。5月10日和11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奥地利与王毅会谈,两天内长谈约10小时。5月11日,伯恩斯会见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可能在今年某个时候访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可能成行。 美国艾德菲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对大纪元表示,拜登政府现在可能意识到,美中关系像螺旋式的下降,美中对话机制现在几乎全部都切光了,需要至少恢复几个。虽然美中彼此之间不能同意对方,但是有对话总比没有对话要好。比如说对热线电话关机不听,这样的情形很容易引起误判,比如在公海上的船舰跟战斗机相遇。 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前客座研究员谭耀南对大纪元表示,美中之间现在恢复高级别的对话机制,这个时间的脉络上是对的。(从气球事件后冻结会谈)时间不可能长,两个多月大概已经到顶了,就是说美中必须有一个高层沟通跟对话。 “商务部长雷蒙多,包括财长耶伦看起来成行的概率都很高,但是布林肯国务卿到底能不能够在今年七八月份到北京访问,乃至于11月,拜登(是否)会在西雅图和习近平碰面,这个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谭耀南分析说。 谭耀南认为,G7峰会,接下来还有G20,年底的APEC、AUKUS会议也在进行,尤其是G7峰会在处理台海议题、区域和平稳定的问题上面,美国及其盟友都会一再重申立场,会对中共产生压力。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周四(5月18日)表示,中共商务部长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与美国商务部长和华盛顿最高贸易官员会面。但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回复路透社置评要求。 《金融时报》1月份披露,二十大结束后习当局要对外交和经济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改善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欧洲的关系,来摆脱倍受孤立的外交困境,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范告诉大纪元,“过去几年特别习近平的第二任,中共跟传统的西方国家通通闹翻了。当然跟发展中国家关系还不错,可是某种程度来讲对中国是一种负担。中共二十大以后外交在做一些局部微调,从秦刚主动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说要关系不能继续恶化等等可以看出来。” 裴敏欣:中共拒绝美中对话 做法愚蠢 此前,拜登政府一直主动提议与北京建立对话降低风险,而北京一直不愿意,相反,把美方的主动当成坐地要价的筹码。 去年8月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外交部宣布取消或暂停与美国在八个不同领域的会谈和合作,作为对佩洛西访台的“反措施”。 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2021年3月举行的阿拉斯加会谈,中共的最高外交官杨洁篪罕见高调抨击美国,随后给美国划了所谓“红线”,之后在天津,中共安排低级别的谢峰与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舍曼会谈,谢峰当面指责美国“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 美国政治学者裴敏欣认为,中国(中共)领导人忽视的事实是,从长远来看,一个较弱的国家不能通过对抗策略让一个强大的对手付出重大代价。这只会带来升级的风险,而美国比中国更能承受。他举例说,冷战期间同样明显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前苏联,最终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苏联人最初像中国人(中共)一样抵制对其行动的限制,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他们接近与美国的核战争并暴露出他们的脆弱性之后,他们改变了立场。1972年,这两个对手签署了一项“海上事件协议”,制定了避免意外海军冲突的协议。尽管(美苏)竞争继续打了几场代理人战争,但他们制定的行为准则和建立信任措施防止了任何意外升级。 裴敏欣认为,与前苏联一样,中国(中共)现在不太可能在与西方的冲突中获胜。无论中国(中共)多么想将美国军队赶出中国海岸,冒着可能威胁到其国家尊严和政权信誉危机的风险都是愚蠢的。 也有分析人士指,寻求与中共对话的做法,让美国看起来很软弱。这种战略使中共能够通过高级别的对话来获得让步,但对话往往很少产生实际结果。 保护民主基金会(FDD)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告诉路透社,美国国务院“陷入了自己制造的陷阱”,在急于恢复高层交流的情况下,放弃了旨在最大限度发挥美国影响力的行动。辛格尔顿说:“这个决定虽然是善意的,但却加强了中国(中共)的力量。” 王维正表示,“可能拜登政府认为有必要重启对话,显现出来有一些急迫感,正中北京的下怀,它可以解释成说,是你求我比较多,当然就是要按照我的条件。” “中国(中共)外交做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则,我把你看作是朋友或是敌人。如果说是朋友的话,一切都好说;如果是敌人的话,即使是看起来可以合作范围的话,也变成是有竞争甚至有敌意的范围。”王维正说。 王维正认为,中共是用了安全的眼镜来看经济的关系,反而使本来可以合作的问题变成是对抗问题。比如在气候变迁上面,因为戴上了安全的眼镜,中方说美国是希望用气候变迁来抑制中国成长。在这种情形之下,合作就变得很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73岁的舍曼本月宣布退休。路透社报导日前说,两名消息人士说,3月下旬,舍曼急于重新安排布林肯的行程,推迟了本来已经准备好的撤销华为出口管制许可,以及对负责新疆事务一些中共官员的制裁。 对抗中的接触 克林顿政府开始对华奉行接触政策,到了奥巴马政府,接触政策催生了中美之间上百个对话机制,特别是奥巴马时期的年度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规模庞大,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政府部门,推动了如中国投资、公派留学生、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 川普政府认为美中接触政策失败,抛弃了有十几年历史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改为以外交和安全为主的对话模式,缩小每次对话试图解决问题的数量。拜登入主白宫后,主管印太政策设计的坎贝尔等官员公开表示对华接触政策已经终结。 “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处理对中国政策,会有不同的方式,民主党比较倾向于跟中国保持接触。”丁树范说,“奥巴马时期开始,美中就搞了个全面经济战略对话。可是共和党基本上不搞这一套,共和党说我做我的,如果中国(中共)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你就跟我配合,否则你就不要配合,无所谓。” 拜登政府继承了川普的做法,虽然提议建立美中对话机制,但含义与奥巴马时代完全不同,不再是合作中的接触,更多的是对抗的接触。 丁树范说,“拜登一开始没有立刻跟习近平通话,反而先把过去的盟友通通拉回来以后,才开始跟习近平通话。等于先忽略习近平,先把要跟中国(中共)打团体战的团体巩固好以后,才开始跟习近平通话。” 2021年3月份的阿拉斯加美中会谈,中共新华社贴上了奥巴马时代的标签说是“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但布林肯否认这是美中过去的“战略对话”形式。 丁树范说,“拜登的做法,跟奥巴马时期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奥巴马那时候美中并没有对抗到这种状况,彼此进行一种全面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各自的行政部门通通坐上谈判桌,大家来谈怎么交流、怎么合作等等,那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 丁树范认为,拜登政府不可能跟中共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对拜登政府来讲,能够透过谈的方式把紧张的局面把它管控下来,不要继续升高,那这样就够了。 谭耀南也认为,现在重新对话不免各说各话,双方重申立场,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台海的和平不会被破坏。美中除了气候变迁和公卫这两个议题以外,任何可以合作共同达成协议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是不存在的。并不表示说双方会产生重大交易,或原先坚持的一些价值或议题因此而会被牺牲。 美中关系未来如何发展? 现在,美中之间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甚至意识形态上都存在竞争,人们担心,两国之间的冷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它们迟早会发生冲突。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诚对大纪元表示,“从结构和本质面来看的话,中国(中共)基本上还是美国或欧洲的一个系统竞争者,平常没事的时候叫做竞争者,但是有事的时候就是对抗。” 宋国诚表示,美中关系虽说没有恶化到要爆发热战,但很少看到有改善的迹象。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共认为美中交恶错误主要是美方,俄乌战争是因为美国,单边制裁也是美国,阵营对抗也是美国,中国(中共)一点都没错。怪天怪地就是不怪自己,这样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任何自我纠错的思维,那么美中关系是不可能改善的。 “今天中国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一开始就是与美国采取对抗的战略。”宋国诚说,“基本上美中关系,目前还看不出来有一种很明显的结构性改善迹象。由于中共长期与美国坚决对抗,形成一种叫做路径依赖的现象,它会沿着既定路径习惯性地走下去。希望中共能够一下子把这个既定路径扭转过来,是很困难的事情。” 有人形容中共外交很容易被冒犯,而且被冒犯的标准相当低,什么东西都是红线。王维正认为,中共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反躬自省的话,一个缺乏自我反省的大国,对人类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周四(5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宣布,美国与台湾在美国在台协会(AIT)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的主持下,完成了有关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该倡议遭到北京强烈反对,中共商务官员下周访问美国的前景蒙上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