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人们出国的政策可能会加强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但它却是经济毒药。 习近平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好学生，他有两个大问题。首先，他和他的政府似乎不知道怎样促使人们投资和承担经济风险。第二，北京似乎忍不住到处行使威权。 这两个问题都清楚地表现在北京加强对持不同政见者、少数民族、中共批评者，以及越来越多地针对国内外商人的出境禁令上。这些禁令可能会增强政府权力，但它们肯定与北京公开表达的提振商业信心、从而鼓励投资和增长的愿望背道而驰。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禁止持不同政见者出境，偶尔也对批评党的政策的知名商人使用禁令。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通过了更多法律来实施此类禁令，而且包括的范围更广。目前中共有15项此类法律，其中五个是在过去五年中通过的。 就在一周前，中共对《反间谍法》进行了修订，使其实施的范围更广。与《监察法》一起，政府现在可以拒绝因任何民事或刑事违法行为而接受调查的任何人出境，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即使不是嫌疑人也包括在内。更重要的是，禁令还可以扩展到家庭成员。 这种禁令的使用已经呈爆炸式增长。自2016年以来，中国最高法院记录中提及的出境禁令增加了八倍，在过去一年中达到近4万次，大部分涉及民事案件。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认为，这些禁令影响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如果算上维吾尔人等基于种族的案件，则有数百万之多。独立的学术研究确定了128起禁止外国人离开中国的案件。 中共在行使权力时很少关心人权，但政府中的掌权者很可能会考虑这些政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此类禁令的广泛实施肯定不利于北京增加国内公司或外国公司私人投资的明确愿望。它们可能对北京非常渴望的高技术和高价值尖端产品产生最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方面，北京对商业信心的缺乏表示担忧。毋庸置疑，在“清零”封锁、房地产开发产业失败留下的债务积压，以及习近平和政府强调商人对党的义务而不是追求利润目标的言论的影响下，企业对未来的热情确实受到了影响。 数据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状况。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北京去年将公共投资支出增加了10%，但私营企业的投资支出仅增加了0.6%。为了帮助恢覆信心并改变这种状况，习近平已经收回了他早先对商业的一些批评言论，他最近将企业家称为“我们……自己人”。 出境禁令打破了这种柔和的腔调。由于民事案件是竞争和业务扩张的一个标准方面，此类禁令将使得企业仍然不愿意扩张，即使相关人员没有出国旅行的计划。 外国投资对出境禁令的敏感性会更高。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谈到鼓励此类投资从国外流入，暗示外国企业家可以期待他所说的“国民待遇”，他指的大概是更多的行动自由。但由于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一样有可能卷入民事诉讼，出境禁令将成为外国资金转向其它地方的主要诱因。 例如，没有哪个公司的经理人会希望他或她的员工遭受爱尔兰人理查德‧奥哈洛兰（Richard O’Halloran）的命运。他的公司于2019年将他派往中国解决他受雇前（公司）发生的民事案件，然而他被禁止离开中国三年，直到2022年他的公司最终同意向中国投资者付款。 如果亚洲其它地方或其本国市场有吸引力，可以作为替代方案，而且不会受到人质威胁，外国投资者为什么要冒险呢？ 多年来，习近平明确表示，他希望更彻底地实施党的控制。他说，中国已经过了发展阶段，现在可以重新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控制。毫无疑问，他和他在紫禁城的同事将出境禁令视为此类计划的一部分。但就像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其它禁令一样，这些禁令不利于经济增长和中国繁荣。习近平和中共也许会在乎经济，但这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政策。 |
王友群：中共再上演愚蠢假戏 害人害己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