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之后,赶英超美时间不断被提前。毛泽东曾讲:“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一场以“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展开。紧随其后的是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高产卫星”放上天 当时,毛泽东头脑“发高烧”,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跟着“发高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成为大跃进运动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随后,中共各大媒体竞相放“高产卫星”。 小麦“高产卫星”的最高纪录,是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亩产8586斤;稻谷的最高纪录,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万多斤;甚至有人放出红薯亩产 56.8万斤的“特大卫星”。 中共所有党媒都汇入到这场比赛说假话的历史闹剧中。 饿死百姓四千多万 “高产卫星”首先来自中共的“高指标”。其次来自中共的“高压措施”。之后,浮夸风、共产风“高产卫星”首先来自中共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劲吹,导致农民生产的粮食严重减产,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成倍增加,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人相食现象。 1959年,河南省信阳地区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却向上级虚报为72亿斤。结果,上级征购粮比去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1万多人被逮捕,700多人死监管场所。 信阳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著名作家白桦曾谈到,信阳地区下面的息县390个村死绝,光山县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全部死绝。 1960年11月12日,中共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信阳调查。5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1959年以来,共发生(人吃人)案1289起。 在毛泽东秘书李锐所着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安徽省)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耗时近20年,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历史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版)。重点记录了最为惨烈的12个省的人祸。据杨继绳考证,全国饿死 3600 万人。 “这个数字相当于 1945 年 8 月 9 日(美国)投向(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 450 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 450 枚原子弹……相当于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 150 倍……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1000多万)……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4000-5000万)。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 3600 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1996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写成的秘密报告认定,当时死亡人数为4300万至4600万。 毛泽东的奢华生活 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披露: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 年4月26 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 毛吃过的西菜中还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肌、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 1959年,毛的妻子江青在上海宴请。知情人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大饥荒年代,各地为毛大造别墅,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占地1160亩的上海西郊宾馆等,都是1960年前后建造的。韶山的滴水洞宾馆,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在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置,一连士兵长期守卫。 彭德怀讲真话被打倒 1959 年 7 月 14 日,庐山会议期间,中共元帅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谈到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 毛不仅听不进彭的真话,相反,雷霆大怒,发动对彭的大批判,把彭打成“反党集团”头目。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会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反右倾斗争在全国展开。全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达380多万。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 1960年 10 月 15 日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讲:仅光山县和潢川县,就有 2104人被打死,潢川县 254 人被打残。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 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 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 17 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 16 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 荷兰历史专家FrankDikotter认为,中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可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大饥荒大援外大出口 据当时的中共副总理李先念讲,1958年到1962年,中共对外援助23.62亿元,对象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及一些非洲国家。 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希望阿尔巴尼亚站在中共一边反对苏共,赠予阿5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 1960年4月,中共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援助老挝稻种15吨。 1961年,阿尔巴尼亚与中共谈判代表Pupo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共)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共计680万吨(136亿斤)。按1960年中共确定的农村口粮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400斤计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但在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的头脑中,没有这个观念。 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称:“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毛曾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 1961年,毛会见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1962年,刘少奇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却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 结语 杨继绳先生将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归因于中共的极权主义。我认为这个看法是精准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将最高权力集于一身,中共所有监督机制全部失灵。绝对的权力行恶必然是绝对的恶。 在和平年代,没有瘟疫的年代,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年代,用极左政策杀害无辜百姓4000多万,不仅不担任不承担任何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相反,欺骗外国人说“中国没有饥荒”。亿万中国人民还必然对他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这是何等的邪,何等的恶! 时至今日,中共对这段历史完全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在新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对“大饥荒”只字不提。 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写道:“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全世界炎黄子孙都应该牢记这段历史,并有义务将中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