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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中共“笔杆子”

2023-9-18| 发布者:mghrshw

摘要: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标志着祸害中国人民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正式开始。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 ...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标志着祸害中国人民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正式开始。

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邓拓当时是分管文教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少数几个省部级的中共“笔杆子”之一。

戚本禹何许人也?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是也。对中共高层政治敏感的邓拓马上意识到,戚本禹的文章,是代表毛泽东的。毛已经把他划到“敌人”一边去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了。

1966年5月17日深夜,邓拓在家中自缢身亡,时年54岁。

临死前,他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写给妻子丁一岚。

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邓拓为什么自杀?
第一,邓拓认为,他不仅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且一直对党忠心耿耿,更不是什么叛徒,但现在党这么定性他,他感到没有活路了。
邓拓在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与不足,竭力表白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邓拓还以较长篇幅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并总结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最后,他写到:“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囯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第二,毛泽东批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
邓拓,生于1912年,福建闽侯人,曾在上海光华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河南大学学习过;1930年加入中共;1938年开始新闻生涯,主办《晋察冀日报》十年。1949年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0年。

早在1942年,邓拓执笔撰写的《晋察冀日报》社论中,就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个说法,之后,他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宣传者。1944年,他主编出版了中共史上第一套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他还写了不少宣传毛思想的理论文章、散文和诗歌等。

但是,中共建政后,毛的思想越来越左,邓拓越来越跟不上毛的步调了。

1957年2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的真实意图是,“引蛇出洞”,把对中共有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的人都引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毛讲话后,民主党派办的报纸纷纷响应毛的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人民日报》的表现却很“保守”。

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

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大量发表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毛很生气。

1957年4月10日,毛在他的卧室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严厉批评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胡绩伟回忆说:“谈话中,毛泽东对邓拓的批评,简直是‘破口大骂’,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毛骂邓拓:“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毛说他是“假辞职”。

胡绩伟讲,毛对邓拓的责难毫无道理。第一,邓拓是按中央定的规矩办事,没有错;第二,邓拓的顶头上司是毛的大秘、替毛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即便有错,责任在胡乔木,不在邓拓。

之后,邓拓再次提出辞职。不久,毛派吴冷西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任社长。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旧事重提,以尖刻的语言,当着所有与会者的面,再次批评邓拓。当邓拓走进会场时,毛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我给你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毛再次批评邓拓两年前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进情绪》“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这是魏忠贤的笔法,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这篇社论是当时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授意发表的。刘的本意是想反左倾反冒进,但顾虑毛的左倾态度,就在标题中既讲了反右,也讲了反左。社论送毛审阅时,毛批示“我不看了”。邓拓发了这篇社论,毛一直记恨在心。

南宁会议后,邓拓再次提出辞职。1958年8月,他被调到北京市委当管文教的书记。

第三,邓拓是毛忌恨的文化人。
邓拓文革遭难,首先源于他写《燕山夜话》,以及他与吴晗、廖沫沙轮流写《三家村札记》。

1961年3月9日,邓拓受邀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辟“燕山夜话”专栏。到1962年,共写149篇。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的一个专栏,由邓拓、吴晗、廖沫沙轮流写稿,共写了60多篇。

邓拓写的这些文章,就日常所见的各种问题,旁征博引,借古喻今,文笔生动,吸引了不少读者。

总的来说,这些短文都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框框内写的,但一些文章也讲了一些真话,对毛发动的大跃进做了含蓄的批评,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中共元帅彭德怀辩护。

比如,在《为李三才辩护》一文中,他描述明朝大臣李三才,在朝廷上勇敢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上亲自审问,但被拒绝。这个情节被认为是影射毛拒绝听彭德怀的真话而罢了彭的官。

邓拓还以古代直言进谏的学者自诩,称赞“杂家”,屡次举明末的清流东林党人积极参政的例子。他还几次在旧体诗中称赞东林党人是“东林一代好男儿,力抗权奸志不移,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文革后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后来写道:“我读了邓拓作品以后,使我比较大彻大悟的是,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革文化的命’,要革掉的是整个中国的优秀文化。毛泽东那样忌恨邓拓,早就下决心要‘革他的命‘”。

第四,毛要抓邓拓背后的人——彭真、刘少奇、邓小平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在杭州同他的妻子江青等作了三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毛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北京市委组织了对邓拓的第一次批判会。从这天起,邓拓被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此后,全国各大党报等对邓拓的批判逐步升级。最后,邓拓的问题被上升到“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必须挖出“最深的根子”。

“最深的根子”是谁呢?邓拓在北京市委的顶头上司,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彭真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与中共第二把手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系很密切。

毛拿邓拓开刀,就是要砸烂北京市委,斗倒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最后摧毁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司令部”。

结语
1949-1958年,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近十年。这十年,毛发动了一系列整人的政治运动,包括批《武训传》,批《红楼梦》,批胡适,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饶潘扬反党集团”,批右派等,《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也是这个整人机器中的一环。

文革爆发前后,邓拓成为挨整对象。

邓拓至死都不明白,他一生忠心耿耿为党,最后为什么竟然被党定性为“叛徒”。

2004年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揭开了谜底:中共本质上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党。

邓拓在《燕山夜话》中有一篇《不怕天》,强调“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天不可怕,人能胜天”。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敬畏天地神明,顺天而行。不敬天,不畏天,还有战胜天,岂能有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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