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访美期间,对媒体称呼习近平是“独裁者”。当时,被问及柏林政府如何看待俄乌战争时,贝尔博克说:“如果普京赢得这场战争,这对世界上其他独裁者,比如习近平,对中国国家主席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因此,乌克兰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贝尔博克的话坦率、简洁,力道强劲。第一,如何对待俄乌战争,是欧盟和德国与中共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欧盟和德国无法接受中共的假中立;第二,习近平和普京的相似性,使欧盟和德国难以信任习;第三,不让普京赢得这场战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习的妄动。其实,这些都已是西方的共识。 6月,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现在,贝尔博克也这么说,这显示了德美在对中共认知上的一致性,使中共拉拢德国、增大欧盟内部分歧、离间美欧的策略又一次受挫。中共手上也没有什么牌可打,只能口头上骂骂。 然而,德国的牌却不少。6月14日,德国推出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其中将中共政权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并且“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竞争和对手的成分在不断增加”。因为,“中(共)国正在以各种方式试图重塑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越来越积极地要求获得区域优势,并一再采取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抵触的行动”,“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日益承受压力,人权也遭到漠视。中(共)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实现政治目标。” 7 月 13 日,德国首次发布《中国战略》, 核心内容是“去风险”和“减少依赖”。 文件指出:“近年来中国对欧洲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德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越来越高。单方面依赖关键的初级产品、尖端技术和个别市场会限制贸易选择。德国希望在继续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华依赖,以降低风险。”有评论称,该战略意味着“同此前中德关系、中德经贸发展态势的‘决裂’”。 德国走出这一步相当不容易,因为德国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度。据德方数据,2022年德国和中国双边贸易额为2,979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过去数十年,在德国最重要进口来源地排名中,中国1980年位列第35位,1990年排名上升至第14位,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德国进口产品最多的国家。 总体而言,德国有上百万个工作岗位直接依赖于中国,间接依赖的还有更多。近一半的德国制造企业的部分供应链也都依赖中国。而欧洲对华投资中,近一半来自德国。 但是,俄乌战争使德国猛醒意识到对中国依赖的风险。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长期依赖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切断对西欧天然气供应,使德国需要“支付超过2,000亿欧元才能摆脱依赖”。面对中共,德国不能重蹈覆辙。 因此,德国根本性调整对华政策也就势不可免。恰恰默克尔时期的结束和朔尔茨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加快了这个转变的进程。默克尔时期,中国被视为德国商品的巨大增长市场;现在,朔尔茨政府从风险导向的角度看待中国,朝着不同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举例而言。德国绿党主席哈贝克(Robert Habeck)自从2021年底出任经济部长至今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总共只批准了7.8亿欧元的德企在华投资担保新申请,以及11亿欧元的延长申请。德媒《明镜周刊》指出,2013年,德国联邦经济部总共新批准了37项德企在华投资担保。到了2022年,只批准了9项,而今年上半年也只有5项。路透社8月看到的一份政府文件也显示,今年迄今为止,德国政府只签发了5,190万欧元(5,626万美元)的担保,不到去年全年签发的7.459亿欧元担保的十分之一。 不止于此,朔尔茨政府还在酝酿更多政策。例如,德国计划在考虑安全利益的基础上修订投资审计法,中共投资不得对德国安全构成风险。又如,德国的出口担保将针对敏感技术转让的风险进行检查,包括敏感的双重用途技术,以及它们是否加强了依附关系。德国将根据网络安全和监控等新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制定受出口管制的商品清单。而且,德国主张欧盟内部密切协调,并加强七国集团(G7)与其他伙伴在出口管制领域的合作。 朔尔茨政府迈出这样的步子,除了大势外,还有一个因素。8月22日,贝尔博克在向澳大利亚政策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表视讯演讲时表示,澳大利亚遭中共实施贸易禁令的经历,影响了德国对北京政策的转变。“不看人对我,但看人对人”。中共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也令德国寒心。 固然,朔尔茨政府仍然希望维持中德“伙伴关系”。 6 月的第七次中德政府磋商,就以“可持续地共同行动”为口号。德国和中共就气候对话与转型对话达成一致,以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双方希望扩大在环境领域的合作,11 月初将举行德中环境论坛。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关于电动交通和氢能交通的《谅解备忘录》,以继续进行技术交流。 但是,更重要的,如贝尔博克指出,虽然中国是气候变化、贸易和投资伙伴,但“在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的根本层面,它是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德国必然与中共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