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发生过一起离奇杀人案：没有经过公安局侦查，没有经过检察院起诉，也没有经过法院判决，一个政治局常委仅下一道手令，就把另一个前政治局常委处决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根据《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上的文章《钩沉：1969年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令》等资料，和大家说说这件往事。 秘密处决令 1969年11月的一天，中共公安部的几名官员神色匆匆地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处于“市公检法军管会”的领导下，公安部官员向该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康生亲笔签名的处决命令。 康生那时是中共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他也是“文革”期间毛泽东清洗政敌最重要的“政治打手”。康生签署的处决令，针对的是被关押了18年、已经78岁高龄的卢福坦。 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很疑惑：为什么要特意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但是，命令上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官员还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在处死“犯人”前，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上海市公安局方面感觉为难，因为卢福坦年事已高，体弱不堪，没有反抗能力，应该不会生出很大的麻烦来，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他们又不敢违抗上级的命令。最后，他们采取一个折中办法，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之后再枪决。于是，卢福坦在酒足饭饱、迷迷糊糊之际，被军警一枪毙命。 卢福坦是谁？ 卢福坦是什么背景呢？他1890年生于山东泰安，早年在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当过工人；1926年，经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共。之后，卢福坦任过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顺直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当时的中共是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共高官的任免，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全都是苏共说了算。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苏共总书记斯大林认为，中共第一、第二任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都靠不住；领导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要大力提拔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高层。 所以中共六大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工人出身的卢福坦，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因为向忠发被捕叛变，政治局急需改选，卢福坦因此成为政治局常委。 不过，到1933年1月，事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卢福坦在上海租界被捕，得知他是中共要员后，租界巡捕把他递解到上海警察局关押。为了保命，卢福坦也很快“叛变”。此后，他摇身一变，历任国民党中统局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股股长、南京区行动股长、赣州调统室指导员等。 康生为何起杀心？ 有这些经历的卢福坦，为什么几十年后让康生动了杀机呢？ 康生是山东诸城人，1925年加入中共。1930年2月18日，他的同乡、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的早期传播者、国民党二大中央候补委员王乐平遇刺身亡。这一事件引发在上海的山东籍各界人士的不满。 在上海公学就读的牟宜之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康生，与其他山东人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抗议暗杀王乐平。结果，两人都被警察拘捕。牟宜之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经丁惟汾担保，当天就被放出来了。出来后，牟宜之请求丁惟汾保他的好友康生出狱。丁惟汾从中斡旋，康生被关押10天后，也获释出狱。但出狱前，狱方肯定要他履行一个“认罪、悔过、自首”之类的手续。这类材料在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中，应该可以查到。而这，就和卢福坦有关了。 卢福坦成为中统特工后，在中统工作18年，可能看过康生被捕后具体情况的相关材料。1949年中共夺权后，卢福坦没有去台湾，而是躲藏在西南地区。1951年5月24日，他在昆明被逮捕，后被押解到上海秘密关押。卢福坦在交代材料中，提到了30年代康生叛变的事。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看了卢福坦的材料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听完没有答复。 1960年代，公安部长谢富治奉命到上海市公安局，调阅饶漱石当年看到的卢福坦交代材料的原件，并做了记录。对此，康生并不知情，他甚至不知道卢福坦还活着。1966年“文革”爆发后，康生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因为1940年代毛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时，康生就是毛整人最得力的助手。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1967年1月，毛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夺走资派权力的斗争。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充当了夺权急先锋，他们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抓“叛徒”。 而就在康生、江青在全国上下抓“叛徒”、搞得热火朝天时，1968年，台湾情报机构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这份资料通过香港，传到北京，被当时的红卫兵头目蒯大富获悉，蒯大富立即上报了江青和康生。 康生看到资料后大吃一惊，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卢福坦交代了他30年代“叛变”之事。此事一旦被“坐实”，他可能就小命难保了。这样，卢福坦成了康生的心头大患。 康生下毒手 当时，康生死死拽住两个人：一是毛泽东，二是毛的妻子江青。毛想整谁，康生都不遗余力；甚至毛还没有开口，康生就主动惴摩他心意，献计献策，深得毛的欢心。 而江青30年代在上海被抓捕后也“叛变”过，这是江青最大的心病之一。康生了解江青的丑事，但他不说破，因为他要加以利用。 当蒯大富将得到的材料报给江青和康生后，康生立即向江青表示，他从来没有被捕过，还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江青心虚，不想“节外生枝”，所以也替康生说话。 康生在靠紧毛泽东、江青这两棵大树后，就开始想办法除掉卢福坦。他是分管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于是他找公安部长谢富治，问：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谢富治知道康生是毛泽东、江青身边的大红人。对康生的暗示，他不便反对，就说，要处决卢福坦，只要有康生的亲笔签字，就可立即执行。随后，谢富治让手下官员草拟一份处决命令，请康生签字。康生果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69年11月，卢福坦被灭口。谢富治深知，枪决一个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不是小事，是要担责任的。当时，康生是他的顶头上司，有康生签名，这个责任主要就由康生承担了。拿到康生签名的处决令后，谢富治留了个心眼，偷偷留了一份影印件。 “文革”结束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审查，同时，已死亡的康生、谢富治也被审查。谢富治保留的康生签名影印件，被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等人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康生为叛徒。 但由于卢福坦已死，许多档案在“文革”中被销毁，有关人员大都下落不明或死亡，海外书刊材料也无法查证，康生的“叛徒”问题最终没有结论。但从他下令秘密处死卢福坦的反常做法看，或许，他真的是一个叛徒。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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