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为止，初步统计，2023年，在中国大陆，共有19名亿元贪官（仅为官方公布的金额），在法庭受审，或判刑。相关情况如下： 一，许国俊，40亿元（未宣判） 5月17日，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国俊，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在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受审。 许国俊被控贪污6221.73万美元、约3.63亿港元、146.1万德国马克，挪用公款人民币3.55亿余元、2000万港元、约1.26亿美元。 此案被称为中共建政74年来最大的银行贪污案。涉案金额按当时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 许国俊2001年10月经中国香港、加拿大逃往美国。2021年11月，外逃20年的许国俊被遣返回国。 二，孙德顺，9.79亿元（死缓） 11月10日，原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因受贿9.79亿元，被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减为无期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三，郑建华，8.58亿元（未宣判） 4月19日，原上海电气控股集团董事长郑建华，因受贿1.56亿元、贪污215万元、挪用公款7亿元、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受审。 四，王大伟，5.55亿元（未宣判） 10月19日，原辽宁省政府副省长、公安厅长，因受贿5.55亿元，在湖北省襄阳市中级法院受审。 五，李文喜，5.4亿元（死缓） 1月6日，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公安厅长李文喜，被山东省泰安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减为无期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六，蔡鄂生，5.19亿元（未宣判） 7月13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鄂生，因受贿4.09亿元，利用影响力受贿1.1亿元，滥用职权，在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受审。 七，邓真晓，3.8亿元（未宣判） 12月6日，原安徽省亳州市长邓真晓，因受贿2124.59万元，滥用职权“致国有土地资产损失人民币3.59亿元，在安徽省芜湖市中级法院受审。 八，王滨，3.35亿元（死缓） 9月12日，原中国人寿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滨，因受贿3.25亿元，隐瞒境外存款5642万元，被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减为无期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九，刘彦平，2.34亿元（死缓） 1月10日，原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彦平，因受贿2.34亿元，被判处死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缓减为无期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十，曹广晶，2.26亿元（未宣判） 10月26日，原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因受贿2.16亿元，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获利1042万元，在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受审。 十一，赵忠厚，2.9亿元（未宣判） 5月15日至16日，原黑龙江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赵忠厚，因受贿1.7亿元，贪污1947万元，洗钱4084万元，另有6798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法院受审。 十二，田惠宇，2.1亿元（未宣判） 11月9日，原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因受贿计2.1亿元，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在湖南省常德市中级法院受审。 十三，孙远良，1.87亿元（未判刑） 11月30日，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孙远良，因受贿1.59亿元、利用影响力受贿2816万元，在河北省承德市中级法院受审。 十四，周江勇，1.82亿元（死缓） 7月25日，原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因受贿1.82亿元，被安徽省滁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十五，张新起，1.55亿元（无期） 2月20日，原山东省人大副主任张新起，因受贿1.55亿元，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十六，费圣英，1.4亿元（死缓） 9月26日，原江苏省电力公司总经理费圣英，因受贿1.05亿元，贪污3341万元，被山东省青岛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十七，肖毅，1.25亿元（无期） 8月22日，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肖毅，因受贿1.25亿元，滥用职权，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十八，姜国文，1.03亿元（无期） 8月29日上午，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协主席姜国文，因受贿1.03亿元，被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十九，高材林，超1亿元（无期） 9月2日，原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高材林，因贪污1亿元，受贿403万元，被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上19名亿元贪官都是一边贪腐一边被提拔重用，无一例外。 以“孙力军政治团伙”中的“政法虎”刘彦平为例。 据法院的判决书，刘彦平从2001年到2022年一直在贪腐，贪腐时间长达21年。 21年间，他先后被提拔重用为公安部警卫局副局长、政委、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国家安全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中纪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组组长，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第十四组组长等。 2011月8月，他被提拔为公安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被授予武警少将警衔。这时，他属于中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干部。 从2011年起，他在每一个职位上被提拔，中组部都要对他进行考察，都要对他做鉴定结论。如果把中组部的考察报告翻出来看一看，肯定都是正面评价。 尤其是，根据判决书，他在2001年就是一个贪官。2015年，在他连续贪了14年后，竟然被提拔重用为以反腐败为职责的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 从2015年至2022年，他一直在从事反腐败的领导工作。这就是典型的腐败分子领导反腐败。 从2011年起，他就属于中纪委监察部（2018年后为监察委）监督的对象。从2011年至2021年，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纪委监察部（监察委）一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腐败问题。 从刘彦平腐败案可以看出： 第一，中共的贪官都是通过中共的官员选拨任用机制选拨出来的。刘彦平是如此，其他各级各类贪官皆如此。也就是说，中共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就是一个出贪官的机制。它是中共贪官产生的重要温床。 第二，中共的贪官都是在中共的纪检监察机制“空转”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刘彦平是如此，其他各级各类官员皆如此。也就是说，中共的官员监督检查机制，就是一个长期对贪官“监督为零”的机制。它也是中共贪官产生的重要土壤。 第三，腐败分子领导反腐败，决不是刘彦平这一个个案，也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全国各级各类反腐败官员的选拨任用及监督检查机制是一样的。腐败分子刘彦平能够被选拨任用为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其他腐败分子，都可能被选拨任用为各级各类反腐败官员。腐败分子领导反腐败，更是中共贪官层出不穷的肥沃土壤。 第四，以上亿元贪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受贿，且金额特别巨大。他们只受贿不行贿吗？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受贿的高官，必定也是一个行贿的高官。以刘彦平为例，他肯定要给比他更大的官行贿。 刘彦平是“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之一。这个团伙中的七个“政法虎”的共同后台老板，是前公安部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刘彦平没有给孟建柱行贿，可能吗？绝对不可能。 但是，刘彦平等七个“政法虎”全部被查办了，孟建柱被查了吗？没有。 以上19个亿元贪官，除第一个外，18个都是副省部长级官员，他们被提拔重用，很可能都向正省部长级及以上官员行贿过，但是，他们的行贿对象，没有一个被查办。 为什么刘彦平等18个副省部长级的亿元贪官的后台老板一个都没有被查办呢？ 因为中共的反腐败是选择性反腐，不是真反腐。 何谓选择性反腐？即中共最高层那个主持反腐败的人反腐败的标准是：你不反对我，我就不查办你；你反对我，我就拿反腐败来治你。 从对刘彦平案的解剖看，中共的体制，包括选人用人体制，监督检查体制，最高反腐决策体制，就是一个不断滋养腐败的体制。一个腐败分子倒下了，无数个腐败分子马上就被复制出来了。 19个亿元贪官被查办了，没有被查办的仍然大有人在，还有新的亿官贪官正在被复制出来。 中共的腐败之癌“无解”，只能是：哪天垮台哪天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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