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末路危机下大力推广民众互斗的“枫桥经验”，同时国安特务日渐活跃。在社会管控越加严厉的情况下，媒体与意识形态的紧张气氛尤为明显。 “言必称西方”成罪状 媒体禁止翻译外媒 广西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思敏，因受贿被判刑11年。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本月披露了该案的细节。 文章称李思敏“言必称西方”，开篇讲话总是欧美某名校如何如何，认为本校员工的思想落后。文章批李思敏开会时在名号牌上只写其校长身份，而不提他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虽然李思敏因刑事罪被判刑，但却因不愿提自己党委副书记的身份而受到谴责。 无独有偶，今年10月下旬落马的广东海洋大学原校长、原党委副书记潘新祥，其罪状也包括一条与刑事罪无关的“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 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表示，“中国的高等学府是中共推广其意识形态的前沿，中共当局多次强调，由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李思敏不愿提自己党委副书记身份，也成了罪状，这说明中共对其执政地位的不安，故而更要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最近，在海外流传着一个消息，说上海某知名媒体今年7月换了一名政工干部做总裁，随后在媒体内部下达“外媒翻译禁令”，要求编辑与记者当不得已需使用外媒报导时，只可引用官媒新华社的翻译文章。而这家媒体此前因积极翻译西方媒体报导而备受瞩目。 有分析认为，中共媒体引用外媒报导受到敏感审查的情况最近不断增多，这是高度控制外媒报导内容流入中国的措施。 原本相对自由的香港媒体，自中共颁布《港区国安法》后，言论自由也不断丧失。先是《苹果日报》被查封，其老板黎智英被判入狱。现在，《明报》突然单方面宣布取消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何明修在该报的专栏。 何明修连续撰写了5年的专栏。12月2日，他在Facebook上发文说，他收到报社发来的一封“很直白”的电子邮件，被告知台湾专栏已被取消。报社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且口气霸道。 他表示，《港区国安法》下的困境众所周知，媒体工作首当其冲。“有心者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协助，就算无力抵抗，他人也多所谅解，不致于强求；至于出卖良知与灵魂、共谋合流者之作为，就留给历史评论。” 中共重提“枫桥经验” 加强社会管控 中共对社会管控的加强，并非仅在意识形态领域。近几个月来，当局大力推广民众互斗的所谓“枫桥经验”，同时国安特务活跃。 11月6日，中共党魁在北京会见了中央政法委选出的全国“枫桥式工作法”104个单位代表，并强调发展所谓新时代“枫桥经验”。 11月23日至24日，中共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在杭州召开，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在会上声称，要增强政治意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中共在浙江枫桥区使用的一种利用群众监控、改造、揪斗所谓“阶级敌人”的反人性做法。1963年11月，中共前党魁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这种“群众专政”被频繁使用，大批中共基层官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等四类人被迫害致死。 “枫桥经验”，说白了就是中共极权发动的群众互斗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 在湖北、陕西推广“枫桥经验”的工作会上，当地武警总司令都出席了会议。旅美学者吴祚来12月4日对大纪元表示，在1960年代时推广枫桥经验的时候，武警并没有参与进来。而现在武警总司令也参与了当地的相关会议，说明中共高层已准备好，如果地方政府处理不了民间抗争，就由武警来镇压。 学者：中共越加强化极权体制 自中共7月实施《反间谍法》后，原本神秘、低调的中共国家安全部走上前台，也注册了微信公众号。 中共国安部8月1日发表第一篇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鼓励全民抓间谍；11月3日，国安部又发文，将手伸到金融领域，打击看空、做空、唱空和掏空的“四大皆空者”。 12月4日，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教授许成钢，在台湾大学发表关于“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起源”的演讲。 许成钢表示，中共在经济改革开放期间一度向分权式威权制演变，社会可以容纳有限的多元，但是近十年来重返极权制。党统治国家、社会的一切，控制社会所有财产，可暴力剥夺任何私有财产，不允许任何威胁所在。 许成钢认为，极权制对于社会全面控制、非常暴力。在这样的压力下，如果经济长期低迷，社会精英阶层改变共识时，有可能就是制度崩溃时；倘若军队分化，也有可能构成条件。 |
王友群：中共再上演愚蠢假戏 害人害己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