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大会上，北京青年遇罗克因被中共当局指控犯有“现行反革命罪”，遭到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这一事件在当年轰动了整个中国，这位年仅27岁的年轻人的命运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纷纷思考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要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 本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件往事。 两次死刑 1968年1月5日早上，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简单的午饭，骑自行车到工厂去上班。 他刚一进工厂的大门，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公安抓捕。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两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一次的时间是1968年1月。 这个说法出现在北京市中级法院（79）中刑监字第1310号“刑事再审判决书”中。其中写道： “遇罗克，男，1942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分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犯‘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但是，1968年1月，遇罗克并没有真的被执行死刑。这是为什么呢？ 张郎郎在《我和遇罗克在狱中》一文中回忆说：1970年2月9日，他和其他几十个人被关进北京看守所“死刑犯”监室。单人牢房的门刚被关上，他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 张郎郎听到一个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说话的人正是遇罗克。 此前，张郎郎跟遇罗克在一个监室被关了半年多，对他的声音非常熟悉。当时，张郎郎就明白了，第一，遇罗克还没有被处死；第二，他之所以没有被处死，是因为他在临刑前说有重大案情要交代。 但是，到1970年3月5日，事情又有了变化。 那一年，中共以进入战备状态为由，突然发动“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一来，不仅新抓捕了很多所谓“反革命”，以前在押的“反革命”，也都被从重、从快打击。 张郎郎回忆说：“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的预感没有错。正是在这一天，遇罗克再次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为什么一定要处死他？ 1970年1月9日，中共军方的“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了一份通知，将20名罪犯的材料下发给“革命群众”，征集处理意见。关于遇罗克，是这么写的：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根据这份材料，遇罗克被处死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散布大量“反动言论”；第二，策划暗杀活动；第三，在押期间气焰嚣张。 三条罪状中，第一条看着比较“实”，具体到有“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有反动文章“十余篇”；而第二条和第三条比较“空”，没有具体事实。由此判断，遇罗克被杀，主要是因言获罪。 “反动言论” 遇罗克有哪些“反动言论”呢？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他公开反对一篇文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大造舆论的第一篇“重磅”文章。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毛泽东幕后授意姚文元写这篇炮轰吴晗的文章，矛头对准的，其实是吴晗背后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以及彭真背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但是，遇罗克哪知道这些权斗内幕？1966年2月13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公开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反对姚文元的文章，不就成了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吗？这是遇罗克的一大“反动言论”。 第二，遇罗克批判中共“出身决定待遇”的血统论。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这副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成为“文革”时期流行极广、影响极坏、后果极严重的一个口号。 当时，所谓“出身好”的人，即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家庭者，这些人被称为“红五类”。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即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者，被称为“黑五类”；后来，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扩展成“黑九类”。 “红五类”成了“人上人”，从生到死的各种环节，如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招工，提干，参军，结婚，就医，购物，甚至进火葬场、墓地等，都享有特权。 而全国各地数以亿万计的“黑九类”则成了“人下人”，方方面面都受歧视，在“红色恐怖”中被侮辱、被伤害、被打、被杀。 就在“血统论”甚嚣尘上之时，1967年1月18日，遇罗克以“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他创办的《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发表长文《出身论》。 文章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遇罗克明确提出，必须打倒“唯出身论”。 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因为他说出了所有“出身不好”的人的心里话。 但是，中共鼓吹的就是它的老祖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一直把中国人划分成不同的阶级，然后煽动阶级对立、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怎么划分阶级？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出身。 中共建政后，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所有所谓“出身不好”的人，都是被打压的对象。 而遇罗克的《出身论》，在“文革”疯狂的年代，自然被认为是“反动言论”。 刑场上的黑幕 “文革”结束后，遇罗克冤案被平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但是，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到底是在哪里被执行死刑的？怎么执行的？他的尸体谁处理的？怎么处理的？这些疑问，至今不得而知。 2019年6月，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在我哥哥平反以后，有一个大夫曾经找到我姐姐，揭露说，我哥哥的眼角膜当时被摘除了。但其它器官就不清楚了。因为这个大夫是眼科大夫。他说（眼角膜）给了一个人，当时所谓的劳动模范。” 遇罗克的眼角膜被摘除了，他的心、肝、肾等其它器官呢？是否也被摘除了？ 翻阅中共历史，从上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时起，到文革中，再到文革结束，都有死刑犯被活摘器官的例子。 2019年6月17日，位于伦敦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经过多方取证、听证和调查后宣判，判定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已存在多年，并仍然存在。 那么，遇罗克被执行死刑时，是否没被一枪打死，而是留着活体，以便医生摘取器官，在器官被摘取后而死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
神韵艺术团再收到中共炸弹威胁与大规模枪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