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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求是》刊习近平讲话成官场现形记

2022-2-2| 发布者:mghrshw

摘要:1月31日,中共《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2021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主动披露不少党内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这篇文章选在虎年前夕发表,大概在警告各级官员不要在过年期间大肆行贿受贿,应该 ...

1月31日,中共《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2021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主动披露不少党内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这篇文章选在虎年前夕发表,大概在警告各级官员不要在过年期间大肆行贿受贿,应该也再次借机敲打反对派不要试图私下搞什么勾当;然而,文章中描述的种种问题,却活脱脱成了一部现代版的中共官场现形记。

缺失了信念的中共官员对谁忠诚?
《求是》刊登的习近平讲话题目为《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要求,并称“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丢掉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只讲功利不讲理想、只讲私欲不讲信仰了”。

文章毫不避讳地承认了事实,俨然是中共官场的真实写照。文章称,“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旦丢了自己的理想信念”,“难逃失败的命运”。

中共从上到下,还有哪一个人真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共权贵们不过在试图保党、保红色江山,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特权,维系对中国老百姓的统治和奴役。最终的命运他们自己也清楚,早晚“难逃失败的命运”,两年来中共政权的确迅速走向衰败,再难逆转。

中共高层高喊“理想”、“忠诚”,应该也知道没人真信。习近平讲话中称,没有“理想信念”,“关键时刻就会私心杂念丛生,甚至临阵脱逃”。

这应该准确反映了当前各级官员的真实心态,他们估计个个都在私下安排后路。习近平还说,“一些党员、干部精神空虚、意志消沉、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堕入腐败深渊”。习近平讲话还称,有的“干部只愿意待在‘北上广’,不愿意到‘新西兰’”,“拈轻怕重、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讨价还价”。

这些话把中共官场的现状描绘得淋漓尽致,中共官员从未真正“忠诚”于党,他们只对金钱真正“忠诚”。

中共历史上谁又真“忠诚”?
习近平讲话称,“从党的百年历史看”,“不少人在艰苦条件和残酷斗争中动摇甚至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信仰”;并举例称,参加“一大的13人中,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5人牺牲,有人脱党,也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3人变节叛党”。

文章没有详细描述中共一大代表的结局,也没敢捅破真相。

被称为5人牺牲之一的王尽美,1925年病逝,也被算成了牺牲。

第二人的李汉俊,1921年中共一大在他位于租界的家中召开,因警察搜捕,被迫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李汉俊1922年就脱党,1924年被中共开除党籍,后来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但仍被处决,也被中共算作了牺牲。

第三人的邓恩铭,1931年在济南被处决。

第四人的何叔衡,在中共根据地被围剿后,1935年在福建被包围,跳崖身死。

第五人的陈潭秋,1942年在新疆被处决。

文章所列的中共一大代表5人牺牲,实际只有3人。文章提到3人“变节叛党”,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实际还有另外4人没提。

李达,1923年自动脱党,得以幸存;1949年中共夺权后,又重新加入;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并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1929年因支持托派被开除党籍,之后曾在国民政府任职;1949年中共夺权后,刘仁静向中共承认错误,但被认为没有完全悔悟;1967年刘仁静在文革中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被释放,1987年车祸身亡。

包惠僧,1927年脱党,后在国民政府任职;1949年中共建政后,从澳门来到北京;1979年病逝在北京。

第4个就是被中共算作牺牲的李汉俊,1922年就脱党,1924年被中共开除党籍,后来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还是被处决。

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中,7人曾脱党或被开除党籍,2人被处决,1人跳崖,1人病逝,真正坚持到1949年夺权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当时毛已经坐上了头把交椅,董必武主管财政大权。《求是》文章搬出中共一大的例子,实在没法诠释“对党忠诚”。

中共仅称一大有13名代表,却回避了另2位参会者,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这两个洋人才是中共的真正创始人,也是最初真正的领导人和出钱的人,中共不敢提,是怕泄露了卖国贼的出身。

习近平讲话称,“对党忠诚”的检验标准,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按照这样的说法,“对党忠诚”实际成了对某个领导人的“忠诚”,或对某个派系的“忠诚”,与所谓的“理想信念”没啥关系。

从上至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求是》文章还搬出了毛的“实事求是”,并称“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类似的话已经很少被提及,因为中共各级官员早就学会了欺上瞒下,即便拿“实事求是”当摆设都觉得太刺耳了。

习近平说,“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这就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这样的说法应该很难令下级官员们真正信服。中国连续两年的大水灾,中共高层从未及时亲临抗灾一线,却要求各级官员“靠前指挥”,郑州水灾事故和瞒报绝非偶然,实际是中共“官僚主义”的必然结果。中共的极端防疫措施,与“实事求是”更相去甚远。

习近平还说,“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能听到不同声音不是坏事,经过多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进行的思考、作出的决策才能符合实际”。

这些话恐怕也难服众。至少过去的两年里,中共高层内外失策,但还要高唱赞歌,谁敢“批评”或“否定”?讲话中还以“扶贫”做为“实事求是”例子,但中共内部都知道,所谓的“脱贫”始终就是一场骗局。

正所谓上行下效。习近平讲话批评“那些见风使舵、处事圆滑的人,那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人,那些花拳绣腿、不干实事的人,那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人”;但这些人都是中共高层选拔出来的,自然也都模仿中共高层的做法。

习近平讲话还称,“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人也很多”;比如,“有的唱功好、做功差,工作落实在口号上,决心停留在嘴巴上;有的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应景造势、敷衍应付;有的消极懈怠、得过且过,上面推一推才动一动,不推就不作为;更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这一段话可谓生动绘制出了中共官员日常工作百般糊弄的图画。习近平还说,“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抗击自然灾害、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核查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干部作风不务实、工作不扎实、责任不落实”。

这应该才是中共抗疫、抗灾工作的真实总结。

不能“团结”就“斗争”?
习近平讲话称,“一些干部错误理解‘和为贵’,一味讲‘宽容’、讲‘和气’,当老好人,对政治原则问题含含糊糊,对大是大非问题做‘开明绅士’”;“还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说话办事看来头、看风向,随波漂,随风倒”。

这些话等于在警告各级官员,要赶快鲜明站队,不要试图骑墙。习近平还说,“党历来提倡团结”,但“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要“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二者不能统一时我们要毫不犹豫坚持原则”;“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

按照这一连串的逻辑,凡是没法“团结”的,就会被“斗争”。二十大之前,中共官员们恐怕都要认真表态,想留在模糊的中间地带恐怕行不通。

习近平讲话再次强调“严守规矩、不逾底线”,“首先要有敬畏心”;并称十八大以来虽然反腐“零容忍”,“但仍有一些干部我行我素、顶风违纪”,“有的人干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敬畏!”

习近平还说,“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看得淡、放得下,不能搞‘千里来当官,只为吃和穿’那一套”,“一些年轻干部‘前脚刚踏上仕途,后脚就走入歧途’”。

当前的“斗争”,恐怕远不止“名誉、地位、利益”、“吃和穿”这么简单,中共内部“斗争”历来都关乎生死。习近平的讲话深刻描绘了一部最肮脏、最丑陋、最你死我活的官场现形记。

《求是》杂志注明,这只是习近平讲话的主要部分,不能公开的部分恐怕更加丑陋。中共党媒主动披露如此丑陋的中共官场,不但老百姓会义愤填膺,上天也迟早会降罪,中共垮台的日子大概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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