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质生产力”想到中共祸国殃民的负创新

据求是网作者“是说新语” 透露：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6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习近平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习近平煞有介事地做了看起来很有逻辑性的诠释。从字面上能够让人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这一“创新”是相当得意，相当自信。他或许认为这是拯救当前生产力萎靡、经济衰退的灵丹妙药。

这表明习近平深知创新对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不仅他知道这一点，他之前的每个中共头目几乎无一不知道创新的重要性，也都说过关于创新重要性的话。当然，当局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采取了奖励措施，投入了相当的资金，也有一定的成效但与西方文明世界相比，却相差很远。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中共篡夺政权至今七十多年居然没有获得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诺贝尔奖项！屠呦呦获得的只是半个医药制造方面的诺奖。之所以说是“半个诺奖”是因为其理论来自东晋道士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一个自称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七十多年没有培养出一个现代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也真算得上“人间奇迹”！民间有句俗语叫“瞎猫碰见个死老鼠”，在中国有中科院、省级科研机构、各大学科研机构等庞大的科研群体，如没有特殊的制约压抑因素，总能“瞎猫碰见个死老鼠”获得一两项诺贝尔奖的。结果竟然连一项也没有，不仅没获得一项诺奖，还连一个能在世界上拿得出手的杰出的大师级人物也没有培养出来。

为什么会如此呢 ？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最著名的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前总理温家宝带着这个问题询问相关人员，所得答案都没说到根本原因，因为他们要么在靠党赏赐饭碗或靠党混到高位的体制中，要么找不到根本原因，要么找到了也不敢说。记不得何时何地从何人之口听到这样一个 段子：温家宝在会上向著名高校校长们提出“钱学森之问”。几位校长没有当时回答，下去后到一起商量怎么回答总理之问，商量出的最佳答案是：“我党在大学中的管理还不够具体细致”。显然这是一句反话，言外之意是大学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是共产党对大学管得太具体太细致了。尽管是“段子”却说出了“钱学森之问”的正确答案。下边笔者尝试说说这个答案为什么是正确答 案，道出了中共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

在中共统治下为什么出不了诺奖得主和大师级人才呢？因为诺奖和大师都必须得有创造性思维能力才能凑效。而创造性思维的前提是高度的政治和思想自由。纵观古今中外，凡是自由度高的时代和地域人的创造性思维就活跃，所创造出的惊世思想成果就多，比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中央集权统治，各诸侯国或地方势力拥有高度的自治权，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己的立法司法体系，有权利和财富养士，士人的思想不受控制，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思考社会、宇宙、人生等一切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并能够自由表达。于是便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便形成了代表中华民族文明的辉煌灿烂文化，如诸子百家中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墨子的墨经、孔子的论语、孟柯的《孟子》、民间创作的《诗经》等。近代、现代的西方民主国家以及紧跟西方文明步伐的中华民国和日本，无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数不尽的大师级人物和诺贝尔奖得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文明世界具有高度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级政府首脑（总统、州长、县市长、镇长、村长等）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和由民意决定罢免。与高度政治自由相配套的是思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等。不存在思想言论罪、宗教自由罪和文字狱。在如此政治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衣食无忧的丰裕物质生活环境中，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创造性思维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出大师级人物和诺贝尔奖得主就像春来花必开秋临果必熟一样自然。比如日本，一个一亿多人的小国，已获得29个诺贝尔奖项，仅2000年到2018年就获得18个诺奖。那么，为什么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或社会环境中人们会有巨大的创造潜能呢？

一，创新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这里的“创新”指的是元始创新，即人类从来未有的创新，并且还得是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益的创新，它不是单靠逻辑思维（凭已有知识进行推理判断）和“大干快上”的口号与蛮劲就能奏效的，必须有灵感参与才能达成目的。而灵感必须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和内心恐惧、极端放松、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心理状态下才能产生。

二，创新的前提是提出问题，或者说是对已有的知识、结论、定理等产生怀疑。朱熹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张载 说：“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一个人要能提出问题须有提出问题的勇气、习惯和广博的知识背景等先决条件。而这一切只有生活在民主自由、没有生存或生活压力的环境中的人才能拥有。西方文明社会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政治体制正是能够让大众拥有提出问题的勇气、养成提出问题习惯、获得正反等多方面广博知识的最佳制度。与此相反，一党或一人专制、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强制统一思想，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不准对统治者规定的一切提出疑问，不仅政治领域不准有任何怀疑，就连思想领域科学领域也不准超出政党认同的范围，一切都有标准答案，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都必须按标准答案回答问题才能得分，才能在升学或毕业时合格过关。谁要是有自己的独立想法，轻则考试过不了关，影响升学或毕业，重则遭处分。学校如此，社会上机关单位也无不这样。人们晋级升职考试都是标准答案。久而久之整个国家的人都成了一个模子出来的“标准件”。对课本上、书本上、一切已有的知识、定论都不会、不敢有任何怀疑，提不出任何问题。国民的头脑都固化僵化到这种程度，怎么会有创新思维能力呢？没有创新思维能力当然也就不会有原创的创造性思维成果及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成果。

三，要有纯正的主观动机。纵观人类重大的原创性理论发现者和器物发明，都是正直的人怀着纯正的主观动机做出的。迄今为止，笔者尚未查到一个邪恶之徒怀着邪恶的企图而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和发明创造。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怀着为国民为人类和平幸福的动机而创新，自然就会有成果，而专制暴政国家的人怀着为统治者脸上贴金、维护统治者政权、镇压人民、侵略别国的邪恶动机去搞创新，当然就不会出成果。据说原创的灵感是高层空间（天国）的高级生命（神）赐给正直善良的人的。 神怎么会帮助怀有邪恶动机的邪恶之徒祸害人类呢？

使国人拥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条件在中共国里，是应有尽无，而阻碍国人原始创新能力的因素在中共国里则是应无尽有。因 此，从它窃取政权至今，在现代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事实上连一个也没有。但它自己可不承认它没有创新，反而认为自己有许多伟大的创举。它宣称自己最大的创举就是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中 国，自称是造福全中国人民的大善事，而实际上却是祸国殃民的大恶事，是祸国殃民的“负创新”。因为被它用谎言和暴力颠覆的国民政府根本不是旧中国，而是结束了两千多年帝制的民主共和国，是真正的与西方文明民主制度一样的先进的新中国。而它建立的所谓“新中国”其实是比大清之前的帝制更腐朽更残暴的政教合一的“黑暗专制”政权。衡量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就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三权分立”。这六个要素在中共国里一个也没有。这样的政权不受任何制约，无法无天（毛泽东就曾说他是“和尚打散—–无法无天”），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残暴最腐朽黑暗的政权。何新之有？

与中共创造的这个最腐朽、最落后、最野蛮的“新中国”名副其实的具体化的“负创新”有：

第一，财产公有。用谎言欺骗和暴力强制的手段把农村地主、富农、中农的土地、房子、牛马驴骡、车、磨等财产，城镇工厂主、商铺主、小手工业者等的财产全部收归公有（实际是党有）。

第二，权力私有。天下原本是天下人之天下，权力也应归天下人所有。天下权力公有是通过民众的三大民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等途径来实现。但中共邪党却把这些民权全部剥夺殆尽，同时把保证民权的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也统统砍掉。这样，一切权力便全部归共产党一党所有，有时候实质上是各级党头目一人所有。如此，权力就完全私有化了。

广大民众失去了财产权和政治权力，实际上就是沦为了奴隶。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头目拥有绝对的权力，它/他就敢于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祸国殃民。英国思想家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否则天下将大乱。”中共就是祸之根乱之源。

第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共在进行了财产公有化和权力私有化之后，紧接着就又来一个“匠心独运”的创新：美其名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村人一起吃大锅饭。这一全人类空前绝后的“伟大创新”，在共产党看来是最好的利国利民之举，能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使中国迅速赶上或超过西方民主国家（共党称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家），其结果却搞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非正常死亡四千多万人。

第四，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项“伟大创举”。老毛及其追随者认为，这一创举能够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预防资本主义复辟，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结果却害苦了人民和国家，害死了两千多万无辜国 人，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毁，使炎黄子孙沦为马列邪教的思想奴隶。

第五，大搞计划生育。这曾被中共的御用专家们吹嘘为“立体性思维”的伟大创新。是解决人口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最佳策略。其结果，一是造成人权灾难，遭到国内人民和国际正义者的鄙视和谴责。最终致使人口失调，出现难以解决的社会大难题，不得不自我否定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倡生二胎三胎，但难以奏效。这将给中国大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甚至是灾难。

第六，不惜代价镇压迫害“六四”民运精英和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中共在这两个邪恶暴行上所投入的军力之强和财力之多以及酷刑种类之花样翻新等都堪称人类之最。假如世界上举行“邪恶之最”的评选活动，中共肯定能得第一名。

第七，习近平一意孤行、令人费解的“连连昏招”。如“一带一路”、“雄安新区”、“战狼外交”等。别人看他出的是昏招，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可不认为是昏招，还自鸣得意地认为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充满智慧、能为中国为人类指明方向的伟大创新呢！一个生于早在两千多年就进入理智昌眀时代、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之邦、拥有十四亿人口大国的元 首，担当着国家前途、民族民运、人民福祉的重大责任，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决策过程中，做错一件事，几件事，出一个昏招，几个昏招，则有情可原，而习包子竟然是“昏招连连步步错”，一股脑儿地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人心、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搞得一团糟，还真是古今中外罕见！世界上要是举行“昏招大赛”，其冠军则必习近平莫属。

纵观中共在创新领域的行 为，由于其与人民为敌，与天理人道为敌，与神佛为敌，强力推行政教合一的黑暗专制制度，极力钳制压抑人民的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在它高压血腥统治的七十多年中，在自然科学领域连一项原创性的、造福于人类的创新也没有，真可谓成事不足。而在社会科学这个本该“无为而治”“不折腾”的领域却打着创新的旗号“翻烧饼”“瞎折腾”，祸 国 殃 民，危及人类。真可谓败事有余，死有余辜。它的存在就是人类的祸害，这一点清醒的人早就认清了。现在全世界文明阵营都看清了它的邪灵、魔鬼本质，正在采取对待魔鬼应有的办法应对 它，它祸害人类自取灭亡的时日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