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宣传和诱导下,部分中国人对欧美批评中国产能过剩存在普遍迷思与争议,甚至误认为外国在围堵和阻碍中国发展;尤其是中共党魁提出中国产“新三样”后,一些人认为西方对中共发展高新技术存在不公平对待。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4月6日(上周六)给出了一个最简练的回答,没有哪个国家在遏制中国,大家只是在汲取教训保护自己的经济免受中共国家主导下产品倾销的冲击。 在全球贸易中,经常可以看到“公平”与“不公平”的指责,背后的争议经常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客观看待和定义“遏制”与“公平”? 首先得认清一些基本事实。 第一,全球对“新三样”的需求增长是有限的 新三样是指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制成品。或许这些产品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但总归是有限的。每个国家——能够以良好的质量水平和合理的价格生产这些产品——都应该获得公平的机会。 从这一点上讲,当北京依靠不公平的国家支持来压低价格,在某些商品上的产量超过了其应获得的份额,这就导致了“产能过剩”,并会阻碍其它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导致他国无法获得与这种生产相关的公平机会。 美国总统拜登在2024年国情咨文中谈到中共时使用了“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一词。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最近在一次关于中国的演讲中也多次使用了同样的词汇。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峰会上说:“从政治上讲,欧盟领导人将无法容忍我们的工业基础因不公平竞争而受到损害。” 当然,北京也试图使用同样的语言回击,称欧盟最近对中共国家支持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调查是“不公平的”。 要辨析这些言词,需要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 第二,产能过剩是中共一贯的产业战略 密歇根大学的中国通高敏(Mary Gallagher)在其最新研究中说,从大跃进到中国房地产繁荣,产能过剩是中共更广泛的治理方式的一部分,它的治理模式倾向于“产能过剩”和超额完成目标。 中国为产能过剩已付出过大代价。国家资源总是有限的,本身中共把国家支持押注在一个产业上就是赌博,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成本。过去在半导体和商用飞机上,中共的大笔、昂贵的赌注都证明了不成功。 往往接受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破产的比成功的多,财政资源可能会浪费在支持没人想要的产品上,投入的国家银行贷款和其它形式的融资都跟着打水漂,有时候投资回报微乎其微,甚至被冲销。 荣鼎集团最近的一份报告区分了暂时的供应过剩波动(市场周期的正常部分)与国家驱动的“支持生产商而不是支持家庭或消费者的系统性偏见”,发现北京的片面支持生产势必导致“国内供需失衡”。 复旦大学的兰小欢和资产配置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Research)的谢艳梅也都认为,产能过剩是中共产业战略的一个精心设计的组成部分,旨在增加投资和刺激竞争。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外国政要呼吁,北京应该更多地关注促进国内消费,而不是通过更多投资加剧产能过剩。 美国财长耶伦在访华时谈到中国产能过剩时,敦促北京:“有供应,也有需求。”“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刺激需求,让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获得更大份额。” 第三,北京补贴国内产业跟别的国家本质上不一样 除中国外,许多国家也都利用国家政策来支持本国产业。 世界上主要汽车工业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印度都有强有力的国家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国内产业和汽车相关的制造业工作。航空飞机制造业波音和空客也是长期以来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但是共产中国与其它国家不一样,区别在于“规模”。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扎里特(William Zarit)曾公开批评中共的产业政策说,“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它是一个公司在跟一个国家竞争。” 耶伦在本周访华时指出,中方大力支持制造业与国内发展目标有关,但目前由官方补贴所推动的产能远远超出国内需求,以及其它市场的承受能力。 她还说,中国过于庞大,无法透过出口方式实现快速增长,并呼吁中方减少过剩的工业产能,以缓解对其它经济体的压力。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作为中共臭名昭著的产业政策计划,被其它国家广泛引用为在经济上抵制中共国的理由。 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国会作证时说,不要低估“中国制造2025”计划,它的确是在国家层面上与有相应产业的国家竞争。 对中共希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技术的中心,莱特希泽表示,如果是中共要在这些产业与其它国家正当竞争,那没有问题;但通过投入3000亿美元补贴、限制市场准入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那就另当别论。 第四,产能过剩争论的实质是就业和公平竞争 “产能过剩”争论的实质不是关于工厂利用率或供需失衡,而是关于就业和公平感。 外国对中共不满的产能过剩问题并非出现所有商品上。中国在服装、玩具、智能手机、电器、钢铁等方面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现在外界关注的热点。 国外政府关注的是许多与制造业相关的“好工作”机会可能会离开,转移到中国。 国内供需失衡加上中国经济不景气,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是否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问题的质疑。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本周出席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时表示,她“尤其担心中国经济朝着以出口为导向的大批量(生产)复苏方向前进”。戴琪认为,美欧联手除了防卫也要进攻。 几年前,“中国冲击”新闻是关于因为中国进口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损失超过200万个。拜登和川普在竞选过程中都一直在谈论阻止就业机会流向中国。现在,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中国冲击”2.0版的担忧正在迫近,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先进制造业工作岗位以及与新兴产业相关工作岗位的流失。 此外,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更大,这意味着其冲击影响也会更大。 这也就变成了全球进行高端制造业的好工作机会竞争。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谁可以且可能得到好工作,这个过程公平吗? 中共向来将制造业视为其卓越治理的结果,并大肆发展国有企业,所以它并不认为,尽可能多的占有全球制造业“好工作”有什么不公平。但是,世界其它国家并不这么认为。 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曾表示:“‘中国制造2025’是要从西方获得技术,真正的目标是用‘中国制造2025’去占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市场,换句话讲,击垮美国的制造业,包括一枝独秀高科技产业。” 第五,外国的关切以及对华行动 北京需要更好地理解其它国家的关切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反击,并为其意识形态辩护。 北京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黄益平和路风建议,需要认真对待国外的这种批评。 “如果针对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那么不利于下一阶段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他们写道。 中共政府最近的一份高层工作报告也说:“加强对重点领域的协调、规划和投资引导,防止产能过剩和低质冗余。” 但外界更想看到北京的实际行动。 大使伊曼纽尔在社交媒体X上发帖说,北京现在正在转换其过去的“共产主义旧口号”,推出的新版本是利用经济实力向全球市场倾销。此举已经引发多国警惕。 “从印度到巴西,从欧盟到越南,各国都在关注并采取行动保护本国经济。”他写道。 “没有人试图遏制中国。”伊曼纽尔说,“但大家正在从COVID疫情中吸取教训,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中国——这一世界第一大出口产品地——对其国内的挑战。” 耶伦在访华时誓言,华盛顿DC会挽回美欧企业在中国非基于市场体系竞争下所失去的经济机会,不论是钢、铝、太阳能或电动车等领域。 “除非我们找出捍卫我们经济运作的方法,否则我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它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带来严重损害。”她说。 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已经私下承认,耶伦访华也不太可能让北京改变整体经济方针。 曾任美国财政部官员和贸易官员的布拉德‧塞斯特(Brad Setser)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如果北京坚持现在的路线,最终可能把美国推向更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方向,进一步对华祭出更高的关税等政策。 曾成功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加里‧希林(Gary Shilling)曾表示,在全球贸易战的情况下,美国是买方,中国是卖方,所以美国会永远占上风。 “如果我们不买它们,中国上哪儿能把它们卖掉?他们没有其它地方可以出售。”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