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都对中国经济表示悲观

4月10日，惠誉（Fitch Ratings）维持中国信用评级A ，但将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中国经济已无法依赖过去的成长模式，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公共财政也出现风险。

惠誉警告，“从评级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巨额的财政赤字和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正侵蚀财政缓冲区”。而“未来几年，预计财政政策在支持增长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推动债务持续上行。”换句话说，中共公共财政在增长减速和债务增加的双重打击下，可持续性大成问题。此外，年初，惠誉将中国四大全国性资产管理公司的评级下调一个子级；将三家列入负面评级观察名单。

惠誉这样做，是在响应穆迪（Moody’s）。

去年12月5日，穆迪确认中共政府的总体信用评级为“A1”，大致处于“投资级”或总体风险较低的中间水平，但将信用评等展望转为“负面”。三条理由：

●  政府和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将向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和国企提供财政支持，这将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体制实力构成广泛的下行风险。

●  与中期经济持续较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缩水相关的风险增加。

●  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如何在支持经济恢复的同时，防范道德风险、遏制对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也面临挑战。

信用评级的负面展望不一定导致迅速降级，但这是对现有评级可能无法持续的一种警告。次日，穆迪也将香港、澳门政府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此外，18家中国企业和8家中国银行也被穆迪下调评级展望。18家中国企业包括13家央企及其子公司、两家地方国企及子公司，以及三家民营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穆迪都负面展望中国经济，那么标普（S&P Global）呢？

3月7日，标普警告说，如果中国经济复苏持续疲软或主要由大规模刺激措施推动，该评级机构可能会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因为中国债务会增加得更快。据路透社报导，标普分析师陈锦荣（Kim Eng Tan）在一次网路研讨会上表示，目前标普稳定A 信用评级考虑了中国经济会有改善这一因素。但如果中国经济迟迟没有发生改善，并超出该评级机构目前所认为的时期，那么“意味着可能会有负面的评级行动”。之前，2023年末，标普全球评级一份报告示警，若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持续恶化，中国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降到3%以下。（同期，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BlackRock的投资研究所副所长Alex Brazier认为，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生产率成长速度放缓，中国的经济成长趋势已从过往的10%降至目前的5%，未来的成长趋势将维持在3%左右。）

可见，惠誉、穆迪和标普，都认为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问题。

从历史看，三大评级机构开展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以来，长期都是上调。例如，自1989年起，穆迪给中国的主权信用打出“BBB”级别；之后分别于2003年、2007年和2010年连续三次上调中国信用评级，至Aa3，这是穆迪第四高等评级，意味着“高质量、极低信用风险”。穆迪对中国这一评级不仅高于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意大利、以色列，也高于几乎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仅低于韩国）。

但从2016年起，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经济就有危机感了。2016年3月2日，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资本流出导致外汇储备减少，中共落实改革的能力也存在不确定性。2017年5月24日，穆迪对中国评级28年来第一次降级，从Aa3下调至A1，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给出的原因主要在于认为中共的财政状况会有所恶化，整体债务规模将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而继续上升。

惠誉、标普和穆迪保持一致，都在2017年下调中国评级。事实上，2008年北京奥运后中国经济就走下坡路了，当局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束手无策。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经济困境日益加深。2017年三大评级机构都下调中国评级，算是对中国经济困境的一种谨慎、延迟的反应。

而自2017年以来，美中贸易战标志着中国国际经济处境的大逆转；三年疫情肆虐，中共病态的“动态清零”，尤其上海封城，使中国经济大盘动摇；而中共政局的向左转，内斗的激化，对台战争可能性的加大，以及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的支持，这些都大大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困境。

在这个背景下，惠誉、穆迪、标普酝酿新一轮的下调中国信用评级，也算大势所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