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三年来的中共疫情封控已经成为历史，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挥之不去，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经济上。许多中国大陆民众因此陷入债务困境，导致个人债务总规模在过去五年内激增了50%。据统计，被称为“老赖”的失信被执行者已达854万2322人，比2020年初增加了近50%。 中国个人债务激增50% 今年41岁、广西南宁小企业主郑先生曾经以为，自己经营的一家电器厂，可以一直这样平平静静走下去。 但三年疫情封控让他的梦想破灭。有一段时间，他负债累累，每天为支付工厂必要开支而发愁，失眠了一个多月。现在他基本上全部结束了生意，工厂也给别人了。 疫情期间的严密封控政策几乎波及到中国大陆所有的城市。就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夕，中国至少有74座城市的3.13亿人口被置于全城封控或部分封控之中，包括15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天津。 封控期间工厂停业、居民被居家隔离，这种中共特有的文革手段，让中国小企业主和民众经济上濒临绝境。 “封控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整个城市都停摆了，国内有些地方马路上所有的红绿灯全部变成红灯，像我们这样的很多小企业主都破产了。”郑先生告诉记者。 郑先生表示，那段时间感到心理压力特别大，半夜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胸口痛，很担心自己会出问题，心里越想越离谱、越想越多。 郑先生说，“因为我们开支比较大，平均每月六万多块钱，每天在两千多块钱，包括厂租、门面房租金、工人工资、办公费用、差旅费，还有房贷等，如果一天没有两千块钱进账，就要自己去找两千块钱来平衡支出。” 郑先生一家六口，上有快70岁的父母，下有两个10岁不到的孩子。“我想我出问题以后，我这个家庭、老人孩子、我太太怎么办呀？持续了一个多月，然后给自己买了很多保险，觉得至少哪一天我出现什么不测以后，至少他们还能活下去。” “我们这个圈子的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我这样的情况，不出问题可以平平静静地这样下去，一旦出问题以后，真的很困难，难以为继。”他说，“我们是在夹缝里生活，如果是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要求，我们生存不了。比如说税务、环保要求，消防检查，这些费用和赋税，远远要大于我们的盈利甚至是营业额。” 中国中小企业在封控之下出现了倒闭潮。陆媒报导，2020年46万家企业倒闭，7.8亿人负债；2021年前11个月，约有437万家中小企业永久关闭。 中国经济的寒风也改变了过去各行业的生态。《经济观察报》2023年8月报导，北京一律师说，疫情三年，律所受的影响不是太大，虽然并购、上市的业务有所减少，但“破产清算的业务量和往年比起来，至少翻倍增长了”；上海一家本土律所的律师则称，“劳动纠纷从2022年下半年就开始增多，破产的案子则从今年开始增多。” 《华尔街日报》近日也报导，中国家庭债务总规模在过去五年里激增了50%，达到了11万亿美元左右。虽然这低于美国家庭17.5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但对于一个居民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对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因为COVID-19病毒加上封城的关系；其次是因为房地产的关系，房地产和相关股市的资产价格都在下跌，造成民众的财富效果也下降。 造就“老赖”的中共法律 在中国大陆，无论是所谓公司法还是破产法，都优先保护债权人，而这些所谓债权人通常都是像银行等强大的国有机构，而企业家则深陷困境，造成了“老赖”激增的现象。 西方国家先有个人破产制度，后有企业破产制度。中国大陆则相反，1986年就出台了《企业破产法（试行）》，但至今仍未出台个人破产制度，认为允许个人破产会纵容“老赖”逃债。 大陆专家表示，有企业破产法但无个人破产制度，意味着可以通过企业破产法的重整挽救身处困境的企业，但却挽救不了企业家，企业家一旦陷于债务绝境，不得不跑路甚至跳楼。 中共还强化了所谓的失信黑名单，一旦上了黑名单就成为“失信人”，俗称“老赖”，他们无法买机票、坐高铁、通过支付宝和微信购物等。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失信被执行者达854万2322人，比2020年初的570万人增加近50%。这些未能按时偿还房屋贷款、商业贷款的失信被执行者，多数年龄在18岁至59岁，占中国劳动人口的1%。 王国臣表示，北京当局的制度应该是一体化的，对于所有信用有瑕疵的人，都要一视同仁的。可是在执法上面，一般民众只要稍微没还款，可能就会被拉入黑名单。而国有企业或是高官比较不容易被拉入黑名单，可能要等他们的判决确定或确定双开了，才会进行处理，就会造成一个实践上面和实际效果上面或观感上面的差别。 他认为，大陆现在个人债务问题，正本清源的方法仍然要先解决掉房地产债务的问题。 “因为房地产会牵动百业，房地产不去解决，相关上下游的制造业，包含钢筋、水泥到下游的装潢、铝门窗、家具业等百业都不会好。横向来看像金融业也不会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也因为房地产不好之后，土地出让金也大幅的锐减。房地产不解决，中国大陆事实上是只会越来越困顿，包含民众的就业。” 王国臣说，可是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当局把大量的钱都挪到未来产业或战略产业上面，包括半导体和新三样，而这些产业是属于资本密集产业，而不是劳力密集产业，能够提供的就业人数有限。所以如果中国大陆不去扭转这种战略，民众只会越来越困顿。 中共步入流动性陷阱 个人债务的激增往往不会短期解决，而且会产生连环效应，进一步导致经济恶化。 王国臣解释说，如果个人债务持续增加，首先房地产会持续地颓废和崩坏。去年8、9月的房地产新政之后开放了很多，四线都解禁掉，可是房地产依旧颓废，因为大家没有钱买房；其次居民负债增加，消费也会持续地紧缩。即使现在中国大陆在推家电或汽车以旧换新，效果也不会好，因为民众根本拿不出钱。 “不管房地产的紧缩或消费的紧缩，最终都会反映到企业身上，企业的营收就会下降。整个恶性循环下去，中国大陆的经济当然就不会太乐观。另外如果内需不好就转向出口扩张，所以跟国际上面的关系也不会太好。” 王国臣表示，现在已经到了所谓“流动性陷阱”，就是大家没有钱消费、也不愿意消费，当局印再多的钞票，也没办法刺激消费。由流动性陷阱又会衍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到了这个时候，就变成民众根本不愿意借钱去投资或消费，整个银行的营收就会出问题。 他说，现在不断在探讨银行危机，因为银行的钱根本就贷不出去。它能够贷出去的都是政策要求，流向有毒的资产，比如地方政府债券或房地产的债券等。真正品质好的贷款越来越稀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经营就会出现问题。 王国臣表示，总结来讲就是相关金融恶化不断升级，只要不切断凯因斯说的“节俭的矛盾”，中国大陆的经济只会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他解释说，所谓凯因斯“节俭的矛盾”，就是当民众预期到经济不好的时候，就缩衣节食。可是缩衣节食的结果，就会导致企业的营收下降，企业就会进一步地裁员，造成下一波的民众或就业者的缩衣节食。 “这个恶性循环不把它给在中间切断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无止境的螺旋上升了，恶性循环会不断地加剧。”他说。 |
神韵艺术团再收到中共炸弹威胁与大规模枪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