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长放缓、安全法收紧的背景下，随着国际竞争对手纷纷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撤退，被称为“红圈”的中国大陆八家顶级律师事务所，正加紧出海。这可能是中共发动的法律战一部分。专家表示，中共可能开始觉察到法律服务业，也必须要由中国律所来牢牢掌握，中国律所可能不得不面临向当局提供信息的法律困境。 中国顶尖的 “红圈” 律所出海 《金融时报》近日报导， 总部设在北京的京师律师事务所已宣布计划今年在韩国和日本设立办事处；汉坤律师事务所在设立新加坡办事处几个月后，于12月在纽约开设了分部；德恒律师事务所去年在老挝设立了首个东南亚办事处，提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法律服务；盈科律师事务所在南非开设了办事处。 中共司法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海外分支数量已从2018年的122个增加到2022年的180个。截至2023年11月，如2018年相比，中国涉外律师也增长了4800多人，增幅达67.8%。 日本的高律师告诉记者，国内的投资者往海外扩张，他们需要法律服务，又不懂当地语言，肯定希望找中国律师懂海外法的那种。从去年开始中国律师出海增加，上海律师说上海鼓励他们开海外分所。 高律师表示，这些年律所海外扩张确实很疯狂，应该是服务（中共）政府的海外扩张战略。“我听一个做海外业务的同行说，这几年（中共）国家鼓励投资海外，比如东南亚制造业，民企涉及的新能源、新材料、电动车、太阳能面板等。所以就需要相应的法律服务。” “比如国内的公司来日本投资，可能通过我找到日本律所会比较放心，也就产生了国内的律所在海外扩张的动力。” 高律师说。 中国律师的出海潮固然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有关，更重要的也许是，伴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外国律所纷纷离开中国，这也让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找中国律师。 路透社去年11月发现，在华最大的73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中，有32家在过去十年中缩减了在中国的业务。自2018年以来，美国48家最大律师事务所中的26家减少了在北京的业务。 中共司法部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注册开展业务的办事处数量已连续五年下降。2018年至2022年，有17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在华代表机构被取消登记。 《日经亚洲》去年11月报导，业内人士透露，在中国一些私营和国有企业已经从国际律师事务所转向国内律师事务所。一些小客户是因为财务限制，中国律所费用明显低于国际同行。其他人表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使中国客户更倾向于与具有“相似心态”的本土律师事务所合作。 美国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对记者表示，中国律师相对便宜，这也是为什么外国律所不太愿意介入一带一路。当然中共国企更希望用中国律所，他们在海外投资的信息不会泄露给外国律所，尽管国际律所也会保密，但是不管怎么样，国企总有担忧。除非到一些发达的国家他得用当地的律所，否则他一般用国内律所。 另外，中国企业投资也转向了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市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律所设在“一带一路”沿线。 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202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同比减少8.8%，但面向亚洲（香港除外）的投资额达到与上年持平的267亿美元。 《日经亚洲》报导，2023年中国约50%的区域投资流向东南亚，同比增长27%。建筑施工以国有企业为主，大多数新的私人投资者都涉及能源转型和电池材料领域。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单一接收国，接收金额约为73亿美元。 虞平表示，在对华“友好”的市场去投资，这是正常的，因为他通过投资能够影响国家政治，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法律要求，这些国家往往也会给他开绿灯。当然做起来比较方便，这也是共产党做事的一贯做法。 中共的法律战 自2001年加入WTO，中国大陆曾有一段时间掀起与世界接轨的浪潮，表现出接受欧美法治概念的姿态。中国律所有更多机会接触国际业务，但当时有数百年经验的外资律所才是企业首选。 但之后中共逐渐在法律的各个方面重新开始管控，从2012年开始，律师在宣誓时必须宣誓效忠中共。2017年1月，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宣称，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钟爱的错误观念”。 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法律战成为中共与西方对峙的另一条隐秘战线，从那时开始，中共制定了多部反制裁、加强国安方面的法律。 2019年2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求是》发文说，“在对外斗争中，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敢于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2023年6月发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包括善用法治武器，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明确反制外国对我国干涉、制裁、破坏的限制性法律规定。” 许多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在决定是否遵守美国法律或中共法律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比如，2021年1月中共商务部发布新规定，阻止中国企业和公民遵守“不合理”的外国法律和措施，劝阻外国公司遵守美国禁止与中国个人和华为等公司进行商业交易的限制。 如此同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海外开展业务时遵守本国政府法律的重要性也在增加。2022年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因数据安全而从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市。中共证监会官员去年警告律师们，必须“严格执行”2023年2月份发布的境外上市新规，他们特别引用了第12条，该条禁止有关中国的负面信息。 “涉外法治”逐渐也成为一个高频词，并在2022年首次出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2023年11月习近平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集体学习会上称，要培育一流的中国仲裁机构、中国律师事务所，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并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中共官媒《解放日报》2023年9月报导，上海正在着力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上海律协还制定了长期涉外律师培训计划——“领航计划”，目前已经累计培养了302名精通涉外业务、国际规则和跨语言、跨文化运用能力的涉外律师。上海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执业律师已经近3500人，占全市律师总数10%。 在美中相互脱钩、相互制裁、陷入法律战的情况下，中国律师出海的背景并不简单。 汇理国际政策顾问集团董事长谭耀南对记者表示，在过去中国有限度的开放过程中，西方的大所一开始是透过香港，后来到北京、上海，但它们在中国的运营，基本上还是西方那一套，对客户的最大利益、能够不受政府的约束等等。显然中国（中共）政府就发现这个跟它整个战略会有冲突。 谭耀南表示，以前不是这样子，以前中国对外发展的时候，包括技术设备、法律、会计师、投资银行、金融体系等专业的服务，都由西方提供服务，一直到前几年都是这样。中国企业到海外基本上都是透过这些英美的大型律所。 “但是疫情过后，北京开始觉察到红色供应链里面最重要、最后端的法律服务业，也必须要由中国的律所来牢牢掌握，都要由以中方为核心的法律服务业的律所来提供。你没有很精细的、很复杂、很深入的法律服务提供架构、提供合约，提供可能征讼的预防或者征讼的时候，怎么处理？” 他认为，以后西方律所基本上不太可能做中国的生意了，接下来投行也是如此，现在其实已经如此了，会计、审计服务是不是也是如此？估计也是。 谭耀南表示，外国律所的遭遇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的遭遇一样，很多重要的业务、重要的机密、重要的核心思维，重要的一些战略思维。现在北京开始理解说，这个不能够跟以西方尤其是英美的大型律师事务所来合作，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中国律所里面。 中国律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困境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缺乏西方法治，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加之政府、司法和商界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得中国律师和客户与西方律师和客户的日常体验和期望截然不同。 中国“红圈”律所大多数带有体制内基因，它们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外所差异巨大。中国律所不但设有党支部，上面还有共产党机构律师协会、法学会等管辖。中共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律所应当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每年都要向共产党控制的司法机关提交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这让中国律所与其它机构一样，服务于中共的政策。在大陆官媒的报导中，有很多关于中国律师为中共“海外权益保驾护航”的报导，在法律上支持中共当局反驳西方提出的合理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2019年北京市律师协会要求涉外法律服务“积极参与反倾销、反垄断调查和诉讼” 、“提高站位，组织引导律师围绕国家外交工作大局。” 2019年12月8日创始会员85个涉及36个国家地区的“一带一路”律师联盟在广州宣布成立。“红圈”顶级律师事务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盈科律师事务所，都曾经获得过“一带一路·健康之路”“一带一路·合规之路”十佳律师事务所等奖项。 中共新华社2019年报导，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已同G20成员、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律所开展合作，该所的“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立3年多来，已在五大洲设立了68个站点。 虞平对大纪元表示，一带一路的概念刚提出来的时候，法律界就跟上去，最早领头做的是中国法学会和中国律师协会，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服务政府的政策，一些律所也参与进去，编写了一带一路国家的法律丛书。 谭耀南表示，中国律所或中国（中共）的法律行业，跟西方法律行业，根本上的差异，就是它跟政府之间的关系。美国的律所和美国律师，根本不理政府的，可是在中国不可能，中国刚好相反。 “西方的律所基本上它有非常强烈的法律约束，还有律师的职业约束，都是非常强烈的，包括对客户的机密跟信息是否保密，如何揭露等等，它有行之百年以上的规范，中国现在到底怎么做，其实不清楚。” 谭耀南举例说，比如客户跟律所或客户跟律师之间的保密义务，到底有没有这一块？还是有什么不同的规范？譬如在一带一路的时候，中国律所跟中国的客户、跟东南亚的一些公司，甚至政府部门服务，到底是不是遵循着像美国律师遵循的那些法规、道德和行业的规范。 “我觉得这一块里面，中国（中共）的法律行业里面始终没有被讲得很清楚，坦白讲外界也不知道。”他说。 谭耀南表示，虽然律师事务所虽然是盈利事业，可是跟其他的盈利事业的属性是不一样，因为律所有极高的约束跟规范，这些约束规范如此强烈，有时会超越了商业需求。“不是说我们是个赚钱的行业，所以给我钱，我就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中国有一些法律，政府可以依法要求企业去配合国家的政策方向，包括外商企业，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适用在律所呢？如果是的话，跟律所本身的保守客户秘密的行业规范，是不是相冲突呢？中国律所作为中国正在扩张的新兴行业，也应该对外界说明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听到他们的说明。” 谭耀南表示，西方的律所在中国运营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可是这条红线维系得非常清楚。同一条线是不是在中国的律所也是适用？“我不知道，必须要去问中国的律所或中国律师协会，他们来做出具体说明，可是我起码我在有限的材料里面，也没有看到这些说明。” “在中国（中共）政府要求的时候，要提出做出具体的回应、协助等等，这个东西写在中国（中共）法律里面了。这才是最大的挑战，或最大的差异。”他说。 律师是一个特殊群体 不过，虞平认为中国律所与中国律师都是高度市场化，其营利结构和业务逻辑不可能让他们与中共走得很近，甚至中国律师就是中共的天敌。 虞平认为，大家不太理解中国律所的营利结构和业务逻辑，它的盈利模式决定他们不需要跟政治发生太多关系。他们靠卖出服务时间才能够生存，多数不太会用政治角度看问题，没有必要没有收益特别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盈利，事务所就要破产了。 “盈利模式就是能带进多少客户，这是最重要的。合伙人的地位取决于你每年的收益是多少，就是一年以后结算营利，合伙人成本减掉以后，剩下来就成了他的，然后他自己去养了团队，给受薪的律师发工资。” 他说，你要看中国律师事务所深层指导就知道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去为了政府的一个意识形态项目在外面去做。因为必须要生存下来，律师的收入都是靠客户，主要还是做合规。 虞平表示，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国营所，现在没有国营所，中国的顶级事务所都不是国营的，都是合伙企业，不是国家拨款。 “律所跟那些国营机构不太一样，没什么统一领导，它是一个个个体组合起来的，讲难听一点就是一麻袋的马铃薯，装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一个，倒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律师事务所业务是合伙人会议决定的，合伙人会议怎么决定的？其实利益决定的。” 虞平表示，没有强烈的证据说明这些律师被迫去为了响应政府的要求，去做一带一路。有很多事务所、大的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不做一带一路，他有合规的业务能收更高的钱，绝对不做一带一路。 虞平特别强调，其实如果是看得清楚的话，律师应该是共产党的天敌才对，不管共产党怎么控制他，律师是它的天敌，他不会去维护党，中国的律师是对党的领导是最反感的一个部分，所以共产党也把律师事务所看成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打击律师控制律师。 “他们就直接打压709律师被抓起来很多，几百人全家很多了，另外的话，律师还要去维护私营企业，那些律师都受到很大压力，但是没办法，他的业务就在这里，他收这个钱，就必须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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