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参加民主活动或相关讨论会,中共警察就约谈或骚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中共以制造恐惧的方式迫使留学生自我噤声,试图控制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言论和行动,使他们不敢公开表达反对中共的立场。但是有的留学生认为中共的威胁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国际特赦组织5月发布的报告说,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抗议现场和网络上受到监视;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则被警方锁定和恐吓。 美国之音5月26日报导,去年6月4日,刚从美国一所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滕子桓来到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州议会,举牌向来往的人们说明六四天安门事件。那天他注意到一些华人面孔的人紧紧盯着他看,拍下他的照片。 滕子桓表示,他秉持着自己只是说出实话、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想法,没有蒙面或变装,也不介意那些人的举动。 一个星期后,滕子桓的微博和抖音号突然被永久封号,此前他没有发表过敏感内容。 滕子桓的父母住在中国江苏,是创业家。他们接到警察局的电话,告诉他们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立刻前往警局。 到了警察局,三名警察分别围住他的父母,检查他们的手机。警察从滕子桓父亲的手机上查看滕子桓的朋友圈,接着向他们问话和做笔录。警察对他们说,“你儿子受到海外组织的蛊惑,在美国参加了‘反华’活动,受到‘爱国’留学生的举报。” 滕子桓感到很困惑,警察口中所谓的反华组织,实际上是他一人发起、一人进行的“六四”举牌行动。他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鼓动,只是想说出真相。他自己甚至不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说?难道这里也在中共管辖范围?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布鲁克斯(Sarah Brooks)对美国之音说,这些留学生通常并不高调,也不是新闻人物。他们可能只是自发性地参加了一场六四纪念活动,或张贴了声援“白纸运动”的海报。 布鲁克斯说,中共政府对留学生父母施压,要求他们劝说孩子停止参加任何形式的争取权益的活动,否则父母可能面临针对行动自由的威胁,包括不允许他们离开中国去探望自己的孩子,还可能遇到工作环境的刁难和失去养老金的风险。 滕子桓得知父母被盯上时很诧异,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平凡的留学生而非活动人士,父母却受到警察部门警告,还被社区管理委员会纳入监视名单。况且,他在国外做了什么,与人在中国的父母有何关联? 警察问讯时对滕子桓的母亲说,“如果你儿子继续在境外从事‘反华’活动,我们也会对你们有相应的措施”。 滕子桓的父亲对警察说:“我们已经三年多没有跟他见面了,他也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了,有的事他也不一定每样都跟我们讲,我们确实不知道。”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长周锋锁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公开参加纪念“六四”等民主活动的华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因为中共的监控和制造的恐惧而噤若寒蝉。他说,中共就是通过限制回国、骚扰家人等等造成人们的恐慌。大部分时候,其实如果更多的人忽略这个,那就无所谓了。他认为,海外华人需要更多地克服这种恐惧,挺身而出。 滕子桓说,中共当局在国内吓唬了他的父母,但对身在美国的他本人,实际上中共不敢轻举妄动。他认为,在法治的美国,他有更多空间说出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共当局对留学生能造成的威胁也相对有限。 这起事件之后,滕子桓说出真相的信念没有动摇。在看穿中共制造的恐惧后,他表示心意更加坚定。 “国际特赦”的布鲁克斯认为,中共政府对留学生造成的威胁和伤害很大程度是精神上的。留学生经历自我审查,担心有人得知他们参与了人权方面的讨论,因而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心理健康受到非常有害的影响。“中(共)国政府应该停止这种骚扰,让这些学生自由无惧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