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安部日前说明“入境查手机”必须有三个查验原则。但专家认为，该规定的定义模糊不清，只是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泄露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不安全感及内外危机。 周二（5月28日），中共国安部声明，7月1日正式生效的两个《规定》，查验个人手机等电子装备必须有三个查验原则，并称“所有入境者都要接受手机检查”的说法“荒谬至极”，该规定仅涉间谍行为者。 所谓三原则，第一是查验前提明确，“必须是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第二，查验对象明确，“必须是与反间谍工作有关的个人和组织”，不会是“普通入境人员”；第三为查验流程明确，必须经批准，出示执法证件，得要有被查验人或见证人在场等等。 此前，中共4月发布这两个规定，即《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称国安机关可以要求民众在“危害情形消除”之前，停止使用相关的电子设备、设施和软体。7月1日生效。 但5月初，就有海外媒体报导，深圳、上海等地海关已先实施此规定。多名当地居民告诉自由亚洲，他们亲身经历或看到海关人员随意翻查旅客手机。 仅涉间谍行为者？分析：何谓间谍无标准 对此，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瑟致29日对记者表示，问题在于，如何认定什么是间谍，什么是所谓的泄密或窃密行为，恐怕没有一个独立司法运作，或是独立的认定标准，或是具有客观的认定标准。 “显然都是来自于北京自己的恣意认为，这个具备了它认定的违反国家安全，或它认定的可能颠覆到中共政权的一个标签化的设定。” 吴瑟致表示，这个动作恐怕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要产生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同时借此来作为中共在处理所谓的间谍行为，或是在所谓违反国家安全的一些事件中来警示境外势力。 “当然也不可不怀疑，因为过去也曾经出现过类似案例，就是中共在藉由任意的抓捕过程当中，去罗织罪名。” “或者是在外交行为上作为一个谈判手法，也就是说透过抓捕一般民众来进行未来跟其它国家出现外交纠纷，或出现任何冲突时，来作为一个可以谈判交换的条件。” 人质外交中共几年前曾用过，当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创始人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中共扣押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及斯帕弗（Michael Spavor）作为人质，直到孟晚舟获释，中共才释放了这两名加国公民。 顾忌公民人权？分析：一纸空文如何执行 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也认为，这个规定本质上，就是中共专制政权在所谓的执法过程中有表面上的一套程序、一套规范。所谓的执法，似乎顾忌到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但是，事实上这些规定，现实中在执行时，这些机构、这些人员具体执行法律法规去办案时，完全可能走样，这些规矩程序可能毫无用处，完全是个摆设，因为有两个原因。” 他说，第一个原因，这些所谓规定本身就是模棱两可，可以做任意解释。比如，它里面说这个必须要国安人员在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过程里，才可以查验手机。 “但是，什么叫执行国家安全工作？在执行过程中这样一个工作性质完全是个主观解释。任何时候它都可以说是在执行跟反间谍工作有关的任务。” 第二个原因，他说，即使完全违反了这个程序，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那么受害者很难提出一种正当程序来对自己被侵权做任何补救，也就是说，即使被非法地处理和对待，他们没有办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整个政权是一个专制的没有法治的权力系统。 “所以，这样的一些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没有办法执行。这个问题不在于制定条条框框，而在于实际的执行。” 吴瑟致也表示，“在中共的人治思维当中，恐怕都难以缓解外界对于中共的负面看法。” “迫于舆论压力的一个花拳绣腿” 去年7月，中共实施了新版《反间谍法》，今年5月新版《保守国家秘密法》生效。该法律扩大了中共国安人员执法权力，但其条文与定义也是遭外界质疑模糊不清，更无法确认“红线”在哪里，因而让外界感到不安。 结果就是，在中国旅游的外国人锐减。就去年官方数据，外国人出入境人次仅达2019年疫情前的三成六，而全国旅行社接待入境游客人数不足2019年的一成。 外商投资也在急遽下滑。中共商务部上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总额同比下降27.9%。上个月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FDI总额同比下降26.1%。 此时中共出台一个“释疑”，赖建平认为，实际上是迫于舆论压力的一个花拳绣腿，是一种应付，因为他们《反间谍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加之上面两个规定7月生效，实际上已经确定了一整套的加强社会管制的机制。 “但是，这套机制明显是违背宪法和中共自身法律，明显的是在侵犯中国公民，乃至于外国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所以不但中国人民反对，而且引起世界哗然。” “很多外国人，外国政府对中共的这种法律机制都感到非常震惊，感到失望。因此都不敢去中国旅游经商访问，总之都不敢去中国了。” 内外危机下 习深感不安全 加强控制 吴瑟致认为，这与习近平的不安全感有关。“为什么习近平上台后，一再强调安全这两字。这反映了一个掌权者自己的不安全感，也就是说他认为各种风吹草动，都影响到他的政治地位，或者是他政权的稳定。” 于是“扩大和加大对内的控制，它所呈现出来的，从经济面，或从社会面、政治面等，一切都是在以习近平政权稳定的前提来做判断。” 吴瑟致表示，这会让许多中共执法人员采取更偏锋的方式，或者是不愿踩到所谓的政治红线，然后恣意地抓捕，这是可以预期的。 中国经济自疫情爆发后就一直难以复苏。房地产萧条，企业倒闭，失业率高企，内需不振，降薪失业潮一波波，民间怨声载道。 此外，中共的战狼外交，对周边国家及地区，对台海、南海、东海持续的军事扩张及骚扰；加之贸易不公平，对外倾销，经济胁迫等，都引起反弹。美欧民主国家采取了各种去风险化的措施来应对中共带来的风险。 吴瑟致说，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下，内部不稳定与外部对中共的压制，形成一个连结，都让习没有安全感，更加对内严加控制，同时藉由这样的国安法令来对外有所警示。 赖建平也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在过去13年倒行逆施，背离了原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政治上往左转导致中国经济滑坡，外交陷入空前孤立。然后引发政治危机，执政危机，社会危机，现在是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都对共产党专制政权极其痛恨，都试图起来反抗这个政权。所以他有了政治危机感，有了执政倒台的风险，那他就一定要反扑嘛。” “全方位的加强对社会每个人的管控，把套在人民脖子上的绞索不断拉紧，不断拉紧。”赖建平说，“所以才有了这一系列的组合拳，一系列修法，但这是共产党穷途末路的表现。这就是根本原因。” |
王友群：中共再上演愚蠢假戏 害人害己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