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我有幸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会面并交谈过两次。当时我供职的信托公司聘请他担任经济顾问，为公司的投资人员演讲授课。我们还有幸收到了他出版的经济学著作。 当时，由于他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他在一部分人当中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拉弗假设，当税率为零或100%时，政府不会增加任何收入，然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个税率，可以使税收最大化。换而言之，在某一点上，一定有一个税率水平能为政府征收到最多的钱，而任何进一步的增税都会降低经济活动，以至于征收到的税越来越少，甚至接近于零。 许多人认为拉弗是个怪人，因为他的经济理论的逻辑结论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增税会导致政府的收益递减，因为经济活动会受到抑制，以至于税收减少。政府并未达到税收收入绝对值下降的地步，然而经济分析家们意识到，增加税收负担最终带来的税收收入远远低于最初假设的水平。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像销售税这样的税种从5%提高到6%，当购买了200亿美元的商品时，政府在前一时期将筹集10亿美元（200亿美元的5%等于10亿美元）；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预计本周期内将筹集12亿美元（200亿美元的6%）。然而，由于人们会减少少量支出，因此筹集到的资金将少于12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的不断增加会导致经济活动少于原来的水平，因为人们减少了消费，并采取了规避税收的方法。到了某个时候，税收变得十分繁重，以至于政府最终减少了税收的绝对数量。 拉弗曲线的两个终点在逻辑上是无可争议的。争论的焦点是曲线的形状，即倒“U”形。请记住，这是在1980年代初讨论的，当时最高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为70%。考虑到从1944年到1963年，最高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超过了90%，70%实际上已经很不错了。 在研究最高边际税率时，必须注意要根据通货膨胀和总体生活水平进行适当调整。例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高边际税率为91%，在20万美元时开始生效。有些人坚持认为，这证明应该把对所谓富人的税收提高到充公的水平。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当时2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50万美元，而1945年的平均生活水平要低得多。当时，几乎没有人的工作收入相当于今天的350万美元，那些有能力的人想出了各种办法来规避收入被充公的风险。 1948年，门槛提高到40万美元，并一直保持到196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政府将税率下调到70%，门槛又回落到20万美元，今天约合110万美元。当时正值通货大通胀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从1977年开始才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因此，这实际上是对社会生产力最高的人群的年度自动增长。1960年代末到里根时代是一系列频繁的经济衰退，以及在经济增长期间通胀加剧的周期。 1981年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台后，他着手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50%，然而降低了最高税额。这起到了刺激经济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增税，因为它降低了起征点，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一种减税。经济开始增长，频繁的经济衰退和高通胀时代结束了。到1987年，最高税率降至38.5%，起征点降至约9万美元。 里根执政时期，经济平均增长率非常高。从1982年到199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3.25%到3.5%之间，以今天的价值标准来看，这是非常出色的。然而，尽管减税和放松管制，税收收入却增加了。诚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所上升，然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仍然相当低。 拉弗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一个税负过重的经济体，即使降低税率，也可能会看到税收的增加，因为高税率对经济发展而言是一种阻碍，这一点加拿大人终于开始明白了。税收中的每一美元，并不总是能够完整地转化为税收收入。 当税率达到某一荒谬的高度时，进一步增加税收反而可能会导致税收的减少，因为这会使得经济活动停滞不前。企业可能会因此倒闭或缩减投资，失业率激增，而政府则需要在社会福利上支出更多。 加拿大或许正处于这样的境地，税收不断上升，而国民却日益贫困。解决之道其实很简单：削减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废除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并对政府的财富再分配方案进行改革。这些方案从生产领域抽取财富和收入，用于政府的就业创造计划和补贴，终结这些方案将有助于提升加拿大的繁荣。 |
危难来临时 一个能挽救无数人生命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