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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寻租公开化 中共竟利用政务数据牟取暴利

2024-8-2| 发布者:dfscszdzh

摘要:中共当局近期罕见地公开了多个部门利用政务数据非法获利2.48亿元人民币,并提到某些地方正在从“土地财政”转向“数据财政”。观察人士指出,这些公开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在中共的专制管控之下,中国民众的隐私安全 ...

中共当局近期罕见地公开了多个部门利用政务数据非法获利2.48亿元人民币,并提到某些地方正在从“土地财政”转向“数据财政”。观察人士指出,这些公开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在中共的专制管控之下,中国民众的隐私安全完全没有保障,只有中共自己所谓的国家安全考量。

利用政务数据牟暴利 中共被批权力寻租公开化
此前,今年6月底,中共发布了《中央部门单位2023年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4个部门的7家运维单位未经审批,擅自确定数据内容、服务形式和收费标准,利用13个系统数据对外收费总计2.48亿元。

从审计时间看,跨度在过去6年间,涉及四部门所属的7家运维单位:交通部所属2家单位下属企业利用4个信息系统的政务数据违规收费1.45亿元;教育部所属2家单位违规利用3个信息系统的政务数据收费5865.7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属2家单位利用5个信息系统的政务数据违规收费2447.07万元;市场监管总局所属1家单位下属企业违规利用1个信息系统的政务数据收费2024.55万元。但审计署的报告没有披露更具体细节。

公开资料显示,政务数据是指政府部门为履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而采集、加工、使用的信息数据。

陆媒财新网援引大陆律师分析,该报告指向的可能是对外提供有偿信息服务的营利行为,例如,公民要查取一些信息,要通过特定网站交费之后,才可以查取。

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大纪元表示,相信现在被审计部门发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而政务数据实际上是包括许多普通民众的个人信息的。“整个专制政府,很多部门都在利用所掌握的中国老百姓的个人信息资料来牟利,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被查到的只是有限的部门。”

他说,中共用垄断了的数据进行牟利,实际上权力寻租是公开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某一个部门整体的去做。比方说有些商业机构、企业要进行商品销售或者劳务销售,它就向这些机关打听、买卖这个信息,交易的主体可能是单位也可能是个人。

审计署说这些四个部门的做法是未经审批、擅自及违规。赖建平说,所谓的审批是指共产党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审批,不等于是合法,根本在于政府不可以利用公民的个人信息去牟利。“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不管它批准不批准,都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副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审计署首次披露了四个部门利用政务数据违规牟利2.48亿人民币,揭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第一就是监管不力,第二个就是权力寻租,第三当然就是数据安全的隐患。”

他表示,国际社会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数位监控严厉的国家,当局对政务数据广泛的收集,掌握全部公民个人的信息,包括身份信息、财务数据、健康纪录等等,增加了隐私泄漏的风险。公民需要提高对个人的资讯和数据安全的意识。

而中共官媒《新华每日电讯》7月30日发文称,警惕政务数据资产化诱发“数据财政”冲动。文章称,当前一些地方土地财政下滑,有人建议地方政府探索从“土地财政”向“数据财政”转型。该文称,政务数据一旦被大量泄露,可能造成国家安全风险,云云。

对此,赖建平认为不能排除这种转移可能性,因为中共的土地财政现在已经无力维持,虽然数据财政在金额上还没有办法和以前的土地财政相比,但是这种转变的方式确实是存在的,土地卖不出钱了,那么它就用这种信息去牟利,增加财政收入。

中共审计署称数据“按部就班向社会开放” 分析指不可能
中共审计署称,依照规定,各部门应该按部就班地向社会开放其掌握的全国性政务和公共数据,以降低社会公众获取这些数据的成本。

陆媒《南方都市报》称,2021年,中共“十四五”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加强数据开放共享,还首次提出探索开展政府数据授权运营试点。2022年12月,中共官方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即“数据二十条”),提到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中共去年专门成立了国家数据局。

不过,当局的做法引发争议。2023年10月23日,杭州市将健康医疗领域的公共数据授权给阿里健康,授权运营期限两年;同年11月10日,衡阳市以18.02亿元的挂牌底价,出让政务数据资源和智慧城市的特许经营权,但仅五天后,该交易在一片争议声中撤回。

孙国祥认为,当局声称向社会开放数据,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因为当局在高度推动所谓的国家安全。“除非体制上变成有监督,多元化,具透明度的,以民主为依归的政府。”

他表示,国际上好的经验有很多。美国政府早在2009年就通过了开放政府指令,要求各联邦机构公开数据集,并在2013年通过了开放数据政策。美国设有数据门户的网站,集中发布各类政府的数据集,提供便捷的访问渠道,但同时还有严格的隐私保护法律,也就是说开放数据政策要搭配隐私法,还有健康保险和责任法案等等。欧盟也有公开数据的开放指令,透过公共部门信息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开放公共部门的资讯,但也有相应的标准和指导原则,也有隐私和安全法规。

“中共说它的政务数据要开放,但是问题太多,包括监管缺失和滥用的问题。除非它提升数据开放的透明度和标准化的程度,而且必须要搭配的是加强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管理,才是真正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政务数据的开放。”

分析:中共政权安全和民众隐私安全冲突
赖建平表示,其实中国人根本没有隐私权,所有的老百姓的信息,官方掌握得清清楚楚,加上共产党暗箱操作,所有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高层小圈子几个人就定了,老百姓对公权力没有办法监督,连起码的透明都没有。“共产党随时随地可以把这个信息拿去,做非法用途。”

中共近日发布的新《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9月1日起施行,与2014年旧版相比,条款大增64%,包括党管保密,全民保密等。

2024年5月,中共《保守国家秘密法》已实施。此前,2021年9月1日起施行了《数据安全法》。

赖建平说,中共有很多这类法律法规,保证它可以单方面的去收集公民个人的任何信息,但是又不允许公民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去采集、储存、使用或公布信息。中共的政权安全和民众的隐私安全相冲突。

“当它(中共)认为要垄断信息的时候,它就借口国家安全,当它自己想任意利用这个信息的时候,它就不谈什么国家安全,也不谈个人的隐私。”

孙国祥表示,中共以政权为重,不以人民或个体家庭为重。中共近年来制定国家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等,但如果没有社会监督,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会面临许多对公民不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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