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7日清晨，杨刚被人发现死于北京煤渣胡同的宿舍内。她服过量安眠药过世，年仅52岁。 此时，杨刚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之前，她曾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是周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宣传的得力助手之一。 杨刚为什么自杀？今天，我们就根据裴毅然的《红色才女杨刚自杀之谜》等资料，说说被认为“很刚强”的杨刚，她的一生和结局。 自尽之谜 关于杨刚为什么自尽，现在一般有三种说法。 第一，因病说。 杨刚的好友、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同意这种说法。 1955年，杨刚遭遇一场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医治后，仍有后遗症，经常头痛难忍，无法正常工作。她不得不请病假，到广东从化和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 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分析说：“杨刚发现她的大脑遭受的损坏如此严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杀了。”但是，据杨刚在报社的同事讲，她在自杀前出席会议、处理稿件等都算正常，病情造成的干扰并不大。 关于杨刚自尽，第二种是丢本说。 毛泽东的大秘胡乔木持这种说法。 胡乔木在《杨刚文集》的序中写道：“1957年10月，她偶然遗失了一个笔记本。尽管没有受过任何责怪，而且许多人都曾劝解她务必不要为此着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紧张（这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竟在10月7日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 不过，胡乔木的记忆应该有误。据《名记者杨刚自杀经过》等考证，杨刚丢笔记本，不是发生在1957年10月，而是1950年10月。 当时，她作为周恩来的秘书，丢了一本工作笔记，里面有重要机密。为此，她向周恩来请求处分。周说，笔记本不会丢到远处，会找到的。原来，有人已经捡到，把它交给周了。当时，周并没有处分她。她在周的身边一直工作到1953年。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后，杨刚在周身边的工作告一段落，被调到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任处长；1955年，又调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丢笔记本发生在杨刚自尽的7年前，虽然那是一个错误，但并没有对她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她为什么最终走上绝路呢？第三个是理想破灭说。 回顾杨刚的人生旅程，这个说法或许更可靠一些。因为杨刚加入中共、投身革命、拚命奋斗，都是基于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杨刚原名杨季徽，祖籍湖北沔阳，1905年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官宦之家。她的父亲杨会康，历任武昌守备、江西道台、鄂省政务厅长、湖广漕运使、湖北省代省长；母亲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 杨刚自幼在家塾诵习古籍，中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南昌葆灵女中，大学上的是美、英联合办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 在燕大读书时，她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受激进思想影响，1928年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然而，正是中共，在北伐战争期间鼓动农民烧了她的家，分了她家的田产，还监禁了她的父亲。所以杨刚的入党决定，是不惜背叛原生家庭的。 大学毕业不久，杨刚嫁给了北京大学学生郑侃，婚后生下一个女儿。但日后，她与丈夫因为人生理念不同，常常发生争执。 有一天，他们又吵起来了。杨刚说：“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 她丈夫回说：“当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一番争吵后，杨刚与丈夫分道扬镳，之后一直单身，终身没有再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她舍弃了自己的婚姻。不仅如此，杨刚甚至与自己唯一的女儿都长期分离。 女儿郑光迪三岁时，被杨刚寄养在友人、美国女教授包贵思（Grace Boynton）家。之后，她把年幼的女儿送到延安。女儿上中学时，她在美国；女儿上大学时，她在上海；女儿去苏联留学时，她在北京；她自杀时，女儿仍在苏联。 尽心竭力的“大喉舌” 杨刚一直在为中共的事业辛苦奔波。1928年秘密加入中共后，她成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1933年春，她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结识了替中共做宣传的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这年秋天，她回到北平，协助一名美国记者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个美国记者，就是后来写出《西行漫记》、为中共唱赞歌的埃德加‧斯诺。 1937年，杨刚在《大公报》当记者，后随报社南迁到香港，接替萧乾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让这个小小的副刊成为“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 1943年，她辗转到达重庆，继续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才华得到周恩来的赏识。周指示她以编辑、记者身份，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在此期间，她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主任费正清。 1944～1948年，杨刚成为《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根据中共的指示写了大量揭露美国资本主义问题的通讯。她还在美国报界、文艺界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学者之间奔走呼号，反对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持中华民国，争取美国对中共的同情。 这些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充当中共“大外宣”、无孔不入地渗透美国社会。 1948年11月，杨刚奉中共之命回国。她先回到香港，她利用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的便利，全力做《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和总编辑王芸生的工作，使曾经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宗旨的《大公报》，转向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从香港北上到达西柏坡后，杨刚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之后竭力推动“大内宣”。1949年初，她奉命把天津《大公报》改造成中共的《进步日报》，并担任副总编、党委书记。1949年5月，她奉命南下，任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把这份报纸也改造成中共传声筒。1950年，她再奉调进京，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不久，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 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回忆：“在朝鲜停战谈判三年间，杨刚每天晚饭后即去总理值班室上班，通宵达旦，12小时连续作业，出色地完成周总理交付的工作任务，成为总理在处理外事上的非常得力的助手。” 现实击碎理想 杨刚为她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如此付出奋斗，中共帮她逐步实现理想了吗？她看到的现实是什么呢？ 从1955年调到《人民日报》，到1957年，她亲历了一个又一个整人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许多著名的报人、作家、艺术家，包括她的朋友、领导、同事，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全国上下人人自危。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三大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到1957年，彭子冈和浦熙修都被打成“右派”。杨刚不得不在批判彭子冈的会上发言，批判当年跟她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在自杀前两天，杨刚被安排到文联礼堂参加批斗丁玲、冯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会。她挨着丁玲坐着。当时，丁玲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眼泪。杨刚表情黯然，呆若木鸡。 在自杀前一天，杨刚作为《人民日报》“反右领导小组”第三把手，不得不写一篇批判萧乾的文章。萧乾是她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多年的挚友。这篇文章第二天要见报，当晚由编辑叶遥负责校对。过了深夜11点，快校完时，杨刚敲门而入，对着叶遥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 当初，杨刚深信中共是一个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自由奋斗的党。但是眼前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先是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特别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那些赤诚的知识分子把心底话说出来了之后，却一批批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被批倒批臭。 几十年来，杨刚苦苦追寻的自由在哪里？尊严又在哪里？理想难道只是镜中花吗？ 中国作家傅国涌评价说：“作为一个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的忠诚女儿，作为党得心应手的工具、一架庞大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她确实无所适从。” 杨刚绝望了，只好一死了之。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收看，再见。 |
王友群：中共再上演愚蠢假戏 害人害己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