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焦点：疫情逼近北京，冬奥何去何从，天津奥密克戎能否击垮清零政策，中国经济堪忧，立陶宛成为台海外交战第一战场。 天津出现的奥密克戎变种改变了以往的规则，天津新疫情的几大特点，奥密克戎变种的三大特点：传播快、免疫逃逸和症状轻，是怎么对中共清零抗疫模式形成挑战的，中共的防疫措施又是怎样把自己困住的。天津疫情比以往任何地区疫情对北京冬奥的威胁都更大。 北京逼迫欧洲参与制裁立陶宛，美欧更需要实际有效地支持立陶宛，西方输不起这场前哨战。 天津疫情和西安的不同特点 中国大陆的疫情发展速度很快，西安封城后不久，疫情就东移到了河南，郑州、禹州、安阳相继被疫情攻陷，上次看到有人说，西安距离北京还远着呢，一千公里，差不多就是美国华盛顿DC到亚特兰大那么远，意思就是疫情距离北京还远。 不知道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不要说现代航空早就打破了空间距离，就是在没有民航飞机的时代，疫情扩散速度也是极快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期间，有几个重大谜团，其中之一的就是远距离多个点几乎同时爆发，超过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究竟是怎样传播的？ 然而，疫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封城的影响，继续向东，很快，天津这个北京的东大门就沦陷了，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天津疫情并不是从西部沿西安、河南这条路传播过去的，而是另有来源。这就是疫情在全世界流传的规律，一旦进入社区传播，就很难追根溯源了。看来这个规律在中国也还是一样的。 天津新疫情的几个特点：1）是奥密克戎本土病例，两名最早被确认的感染者并无天津以外的居住和旅行史，而奥密克戎不可能在全世界两个地方，南非和天津，分别突变出来，天津病例只可能是外部，或者说就是境外输入；也就是说，真正传入天津的途径和人员都还不知道，很可能还在天津的某个地方继续传播； 2）这次发现的是，主动就诊的2名病人最先被确认为奥密克戎变种，也就是说，并非中共的检测系统主动发现，如果这两名病人不主动就诊就不会被发现，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很可能还有更多的潜在传播源还在自由活动； 3）官方根据第一批同一传播源判断已经传播三代，既然最早病人并非输入，可以判断在天津传播远远超过三代； 4）有人根据旅行记录制作了一张图，疫情爆发前一周离开天津的人口中最大比例是前往北京，如果天津已经有了社区传播，奥密克戎已经进入北京的机会非常大。可以比较当年武汉，武汉封城时有大批人员离开武汉到达世界各地，被认为是数量最大的一次性疫情输出。 另外奥密克戎被南非鉴定出来刚成为新闻的时候，拜登立即就宣布南非等疫情严重国家的旅游禁令，现在都知道，那个禁令没有作用，因为很快奥密克戎就成为美国很多地区新病例中的主要毒株。 简单的说：来源不明，社区传播，至少三代，由于奥密克戎超强的传播力，传入北京已经不仅仅是可能性了。 处理措施：全员检测成为人群聚集传播途径 人为传播。天津疫情一出现，当局立即宣布全员检测，要求1月9日开始，天津四个区24小时完成，其余12个区从10日起24小时完成，并要求检测完成前，居民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相对静止。 这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天津1,500万人口，靠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上门不可能在48小时完成全员检测，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宣布全员检测后的人挤人检测的情况，只有那么高密度人群才能完成检测。 这就出现新的问题：庞大人口保持相对静止不可能完成检测，要完成检测就一定要群体聚集，就是新的大规模传播的机会，另外，核酸检测本来错误率就很高，如此短时间完成检测，很难避免错误率增加，尤其是假阴性，会漏掉很多感染者和潜在的传播者。 这种高传播性病毒株，漏掉几个就是新的爆发点，这种全员检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完成任务和保住官帽子，实在没有意思。 既然无用，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地做呢？也许真实目的并不是防疫，而是另有所图，比如检测官僚系统的动员和应急能力等。 对奥密克戎免疫逃逸的挑战 天津疫情对清零政策是更大的考验。从西安开始的这一波疫情对中共的清零政策是重大考验，但迄今为止，这一波主要还是德尔塔变种，而天津出现的则是传染性大得多的奥密克戎变种。 奥密克戎的三大特点，传播快、免疫逃逸和病情轻，对中共的清零政策来说，已经进入社区传播的感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比此前的德尔塔变种更难用行政手段，包括封城的方式清零，严防死守不灵。 按照中共入境隔离的政策，本来应该是可以防堵在境外的，因为向中国那样入境严格隔离的国家并不多，堵在境外当然不容易，但总比进入社区后清除容易些，如果堵不住，那蔓延开以后清除就更难了。 免疫逃逸造成疫苗效果降低或无效，中国疫苗本来就有效果不佳的问题，现在对免疫逃逸的奥密克戎就更没有办法了。中国已经接种了28亿剂疫苗，人均2剂，过去两年，除了开始的武汉和部分地区封城以外，大部分时间和地区封锁措施是很少的，基本上是自由旅行，全员开工，最主要的措施就是疫苗。 如果疫苗无效，从政府措施和民众心理方面，会是什么情况？这里不是讨论中国疫苗的效率，是否真有效，而是当局的抗疫措施，制定政策的依据和走向，毕竟以前是建立在疫苗和监控基础上的，实际效果先不管。 实际上这也不仅是中国的情况，世界各国对疫情的对应措施，有多少真的是对控制疫情有效的？谁也不知道，看各国和全世界的疫苗接种情况，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曲线，真的很难看出政府的努力对疫情有什么影响，比如说现在的强制接种令和加强剂，有多少科学依据，有多少是和变种病毒的发展变化对应而有效的？中国的问题可能更严重罢了。 症状较轻也成为质疑清零政策的理由 而奥密克戎变种病情轻，本来看上去应该不是坏事，但对中共的清零政策却不见得是好事。因为牵涉一个清零政策是否要放弃的政治问题。在全世界病毒肆虐的一年多时间内，中国大陆反而是最平静的，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至少表面上是那样。 北京很快就把对自己不利的溯源问题转变成了输出疫苗和输出抗疫模式，清零成为制度优越的证明，北京的宣传和舆论导向确实使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在疫情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成为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成功象征。这就使得这种清零政策在疫情变化的情况下做出适应性改变非常困难。 通常中共最高层的决策都有不容置疑的特点，因为质疑就是挑战权威，所以全局性的错误往往要发展成重大灾难才有可能纠正。58年大跃进，本来59年的庐山会议是打算纠左的，彭德怀一发难，毛大怒，立即转为反右倾，直到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刘少奇才有机会搞了些包产到户之类的小打小闹的改革，有限度地迫使毛放弃部分权力，当然那也种下了文革的种子，最后自己死于非命。而持续十年的文革直到毛进了纪念堂才有可能结束。 奥密克戎如果症状严重，重症率死亡率高，很难挑战清零政策，但症状轻，就会出现清零是否值得，是否得不偿失的疑问，反倒会对清零政策产生疑问。因为清零是习近平的决策和政绩，改变清零政策就是对习本人的挑战。 天津疫情直接威胁北京冬奥 疫情对北京冬奥的实际威胁一直是存在的，但天津出现奥密克戎变种，最重大的变化是心理冲击。对民众，对外国参赛者，对中共当局都是重大冲击。对外国参赛者，担心中国过于严厉的防疫隔离措施，谁也不能保证不会被检测出阳性，尤其在世界各国阳性检出病例暴增的情况下，到时候陷在北京冬奥被隔离就谁也讲不清了。 更糟的可能是会有一些运动员在冬奥开幕之前就检测阳性不能去了。如果这部分人数量较大，实际造成冬奥参赛人数大减，对北京面子也是很不利的，这和中国疫情还没有直接关系，但确是很大可能的。 而天津是否封城也是个难题，从西安封城来看，是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去督战的，也就是已经不是西安甚至陕西省自己能作主的，而是中央，很可能习近平才能决定的，那天津是否封城，更需要习近平拍板了。 封，影响士气，国际影响也大，对北京冬奥有负面形象；不封，疫情蔓延怎么办？当然我们知道疫情真的要蔓延，封也封不住，但北京是不会承认的，这是说习近平决策面临的困境。当然还有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北京也出现奥密克戎变种的疫情怎么办。 冬奥还有不到一个月了，疫情发展谁也不能预测这期间会发生什么。这不是2008年北京奥运，可以让周边省份停工营造奥运蓝。 其实中共面临的难题，一部分是疫情造成的，但更多的是应对疫情的政策和措施造成的，曾经看上去有效的措施，在疫情发展发生变化的时候反而会使中共陷入困境。有点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 中共逼欧洲站边 立陶宛成前哨战场 再简单讲一下立陶宛。我们知道，立陶宛是第一个站出来提升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的，即双方互设以台湾命名的办事处。那以前的捷克是参议院，不是政府层面的。 中共知道这事的严重性，是中共进入联合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为此中共祭出迄今最严厉和全面的惩罚措施，除了禁止立陶宛商品进口、入关，还延伸到了欧洲产品中的立陶宛部件，这实际上就是强迫欧洲参与制裁立陶宛。 这和制裁澳洲煤还不同，澳洲煤换个产地标签，涨价了还是卖给了中国，只是中共权贵集团转手赚了。作为欧盟成员国，欧盟必须站出来支持立陶宛，也就是说，立陶宛事件中，中共强迫欧洲选边站。 欧洲想和稀泥都不行。现在，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和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EPP Group）主席韦柏（Manfred Weber）都已经向立陶宛总理重申支持。 美国与德国也同时向立陶宛表达支持。当然台湾已经做出实际行动，包括全数购买被中共拒绝的朗姆酒，而立陶宛很可能将获得台湾芯片的第一笔投资，不过，要抵制中共对立陶宛的压制，还需要美国和欧洲团结起来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 对西方社会，这是一次重大测试，因为这并不只是台湾或立陶宛的事务，而是一场中共和自由社会较量的前哨战，是一场意志的较量。 今天讲了两个话题，主要是天津出现奥密克戎变种社区传播之后，对北京清零政策形成比西安疫情更严重的挑战，同时对北京冬奥提出更大的难题。另一个话题是中共对立陶宛的制裁，可能会把整个欧盟拖进争端，对北京未必是好消息。 |
王友群：中共再上演愚蠢假戏 害人害己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