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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专访:六四天安门广场如何死里逃生

2024-6-1| 发布者:fzrjdsk

摘要:1989年“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原清华大学的学运领袖李恒青接受记者专访,讲述了“六四”起因,以及他从天安门广场死里逃生等亲身经历。他希望大纪元等良知媒体,以及正义公知们不断讲出历史真相。5月28日,香港警 ...

1989年“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原清华大学的学运领袖李恒青接受记者专访,讲述了“六四”起因,以及他从天安门广场死里逃生等亲身经历。他希望大纪元等良知媒体,以及正义公知们不断讲出历史真相。

5月28日,香港警方首次使用《基本法》二十三条,拘捕了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被关押中的邹幸彤等六人,指称他们在社交平台发布与“六四”35周年相关的文章。港府还声称,有人利用“敏感日子”制造课题,煽动市民憎恨中央与香港政府。

在中国大陆,中共当局早已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严格管控,他们或被“旅游”,或被严格监视;在电车、公交车上查手机信息的警察骤然增多;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不到“六四”相关信息。中共试图用高压手段,强制抹去人们的历史记忆。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抹掉那段惨烈的历史记忆,旅美经济学者、35年前从天安门广场死里逃生的“六四”学运领袖李恒青,就是其中一位。

历史背景
中共自1978年实施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后,带来了一系列制度性问题。其中,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问题日趋严重,越来越引起中国民众不满,最终导致爆发“八六”学潮(1986年12月),要求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高呼“要民主”等口号。

李恒青回忆说,1986年的学潮,是导致后来一系列事情的历史动因。

学潮发生后,邓小平将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叫到邓家谈话。他声称,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中共“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力那一套”。

相对开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而后又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随后,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集会。继而,要求民主、自由及反对官僚贪腐,渐次成为学生们诉求的核心。

李恒青表示,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为胡耀邦开追悼会,几万名北京的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后来,三个学生代表在东门外台阶上跪下来向中共当局递交请愿书。请愿书的重点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保障自由,反官倒等。

李恒青宣布罢课
“那天,正好回学校,做完实验,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跟我说:不能够上学了,必须罢课。因为当时我是我们系的学生会主席。”李恒青说,“我说,好端端的干嘛罢课呀?他们就给我讲学生当时跪交请愿书的事。我一听就气炸了,我说:罢课!罢课!结果,我们清华化学系,是第一个学生会号召同学罢课的。”

他回忆说,这个决定把清华校党委吓坏了,马上打电话到学生会办公室找他。“他们以为是学生底下自己做的,打着学生会的名义。我说:我知道。他们又说:你知道啊?那你同意了吗?我说我当然同意了。”

“我对他们说,学生跪交请愿书,结果都不出来接,这叫人民的政府吗?当然应该罢课、抗议。”校党委一看他的态度,就制止他再说下去。

“当时给我打电话的就是陈希。他当时是校党委学生部的部长,原来是团委书记。就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现在的中央党校校长。我们当时是好哥们。”李恒青说,罢课后,他们就出去参加游行抗议。

屠城前情势急剧变化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称,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声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共和现行政治制度。此声明激怒了学生,当晚在多个大城市爆发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北京次日有数万名大学生举行游行。

5月16日,赵紫阳在接见到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披露,自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共的领袖,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需要他掌舵,并说“这个消息我们没有向外公布过”。

5月16日至18日,北京数百万民众及各界人士上街游行,创造了北京史上最大规模游行纪录。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纷纷致信中共高层,肯定学生诉求;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

5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召开会议,邓小平提出对北京实施戒严。同日傍晚,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戒严计划时,赵紫阳表示无法实施戒严令。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温家宝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呼吁学生尽快结束绝食,并说:“同学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这也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5月20日,中共国务院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至少30个师的兵力,多达25万名士兵最终被送往北京。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

李恒青说,当时他们在天安门,而很多老百姓都参与堵军车进城。

6月1日,李鹏向中共政治局提交报告,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中共国安部也声称,美军部队介入学生运动,期望借此推翻中共统治。

镇压部队进京 坦克碾压民众
6月3日,李鹏等政治局常委与中共军方、北京市高层会面,确定戒严实施办法,并将该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决定当晚采取行动,动用军队及武警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

李恒青说,“6月3日晚上,军队就开着坦克车冲了进来,直接就在长安街上公开杀人了。然后地铁全部变成了运兵车。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突然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就出来了那么多的兵。北京的地下道四通八达,他们早就把那些兵埋伏在那里了。”

“军队在东、西长安街开着枪,坦克就那么冲进来。有很多老百姓就死在长安街上。而且,那个坦克残忍到什么程度?坦克追着学生,最后压过去……”他说,现居美国“旧金山的方正,就是活的见证”。

当时,李恒青是清华大学学运的总指挥。6月3日,因身体不舒服,回清华医院输液。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让他回到广场,他就拔掉输液管,回到了广场。

“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火光,坦克已经冲过来了。”他说,“我第一次看到坦克车,原来以为坦克车开不快呢。”其实开得非常快,当时各个路口都设了路障,但“它能够把那些障碍一下撞飞起来,你说它有多快!”“那时候,真的是屠城的那种感觉。”

李恒青描述,“再看天上,天上织出了网。后来才知道,冲锋枪弹匣有10颗子弹,9发是真弹,1发是曳光弹,就是那个曳光弹拉出一道道的光。”

“突然间,军队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到处都是。但是,大家就在那坚持、坚持。当时,我估计了一下,广场上至少应该还有两三万学生。”

“我们现在应该活着回去!”
李恒青说,天安门广场越来越危险,“我们还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那里,我们大家当时的决心就是:要死在广场。军队开枪后,就有很多伤员,伤员就陆续运到广场上来,从各处运到广场。天安门广场的东北角,临时搞了一个接待站。”

据他讲述,当时,所有的医院都不被允许再到广场上救助受伤者,没有一辆救护车出现。所以,很多受伤者、死者,就堆在广场的东北角上。

北京市民自发用三轮平板车拉伤员,他还看到一个出租车往车里“堆”伤员,他说“那真是堆呀,连那车头上都放着人”。

李恒青所在的地点,还有几个护士和一个大夫,他们负责确认:有救的就让运走,没有救的就不能浪费运力。

“我亲眼看到,有一个学生背着他的同学,求大夫让他上车。那个大夫看了看后说,不行了,他没救了。那个同学就哭啊,跪在地上求医生。医生说,不行啊,真的没救了。”他说,“我过去一看,他胸口被打了一个大洞,肯定是没救了。”

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怕死的,就想死在那儿。我浑身上下都是血,都是别人的血。那时候,就有一个愿望:死在那儿。”“但是,后来冷静下来想,不行啊,这些学生还得带走,他们是民主的种子。”

后来,李恒青等广场上的学运领袖们就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处对是否撤离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多数人同意撤离,大家就开始撤。撤离时,跟着清华大学的旗帜走。

据李恒青讲,当时,给广场上的人开放了一个出口,让他们从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撤出去,天还没亮之前撤出去。

清华的旗帜竖起来,学生跟着走。“我是第一个要站在旗下的,如果我被打倒了,后面的人再跟上来。各高校都跟着清华的旗帜走。”他们把一些学生从东南角拉了出去。

学生主体出去以后,广场上还有很多人,包括市民。于是,李恒青又回到广场上,用电喇叭喊学生撤离;他们又临时组了一个纠察队,手拉手把广场上的民众、学生往外拉。

他说,“那时候,我们身后就是坦克,离我们大概20多米。头一次见到,冒着滚滚的黑烟,就在你后面跟着你。”

坦克的后边就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就使劲喊:我们血流的已经够多了。我们现在应该活着回去!活着回去!不要再流更多的血了!”他说。

被“神来之手”救了出去
虽然大部人都撤出了,但很多学生,包括市民表示坚决不撤。“那时候老百姓都很激动,学生也很激动,你想,死了那么多的人啊!”

突然,在正阳门底下出来了很多海军,开始喊口号:坏人走开!坏人走开!大家非常愤怒,好多市民就破口大骂:“狼心狗肺!”

突然间,枪声大作,那些海军向他们冲过去。

“一听到枪声大作,我就愣了,这就是在身后发生的事啊。我是背对着他们,面对着这些学生和市民,拿着一个电喇叭在那使劲喊呢。”他说。

“结果,那时候,我就不知所措了,愣在那儿了……突然间,就有几只手,一下就把我给抱了起来,一路跑……”他回忆说。

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被这些市民给抢出来的,一路跑,来到大栅栏的斜街上,没有受伤。军人那一次冲锋,应该是他们枪口抬高了一寸。”

“当时坦克已经过来了,一下就把东南角的路口完全占上了。是那些市民救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尔后,李恒青就开始了他东躲西藏、逃避追捕的流浪生活。

最终,他还是被抓了,并被送进了北京关押高干的秦城监狱。一年后,他出了狱;再后来,他历经坎坷后,来到了国外……

适逢“六四”35周年,李恒青不无感慨地说,当年他就想:“等我老了时,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们讲:89‘六四’时,你爷爷腿不软、骨头不软,我在那儿跟中共拼来着。我觉得,这是做人的基本点。”“中国快要变了,中共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最后,李恒青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的情况很糟糕,很多人被中共洗脑洗得很厉害,喝“狼奶”长大的人还相信中共的蛊惑宣传。希望大纪元这样的良知媒体,以及正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不断地将中共邪恶暴政的历史真相讲出来,“我们就是反洗脑、讲真相、披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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