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飞机、超级跑车、豪华房地产、巨额银行存款,拥有这些配置的德国大学教授不再低调,也不再是纯学术性的,大学高墙之内,涌动的却是金钱与腐败。学生们称他们为“金光闪闪的教授”,但被金光掩盖的是中共大量资金的流入和德国军事技术的流出。 德国著名调查媒体CORRECTIV以一篇文章《来自亚琛的闪闪发光的教授》(Die Bling-Bling-Professoren aus Aachen)深度披露德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当局的勾连与交易。 亚琛工业大学是最受尊敬的大学之一,是德国最大的理工大学,也是欧洲著名的顶尖理工大学。但德媒披露,在那里,研究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相反,越来越多的教授成为企业家,悄然变身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得益于中共的收买。 CORRECTIV经过长期系统的调查发现,亚琛工业大学的某些教授们掌握着大量资金:数亿欧元通过所谓的第三方基金从国家赞助商和工业界流向该大学。然而,大学的管理层并不了解教授谈判的所有资金流向。 神秘的第三方资助系统 教授A的办公室位于亚琛工业大学一栋新巴洛克风格的砂岩建筑内,毗邻大学主楼。据称,其内部就像一家苹果专卖店:简约、别致且陈设昂贵。 他还在亚琛建造了一栋引人注目的别墅,有时开着跑车去上班。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大学里被秘密称为“Bling-Bling教授”。 他在大学的行为最终引起了同事的愤怒,等待他的还有税务调查。经审判,教授A因32项逃税罪和两项背信罪被判处18个月监禁。《亚琛新闻报》于2023年全面报导了诉讼程序和判决结果。 法庭和证人描绘了一位死不悔改的富有教授的形象,他被金钱地位所裹挟,没有履行自己的教授职责,并且滥用了大学的第三方资助系统(Drittmittel-System)。 所谓第三方资助是指从外部流向大学并由教授筹集的资金的名称。在亚琛工业大学,“主权第三方基金”(来自联邦研究部或德国研究基金会的公共资助)和“行业第三方基金”(来自私人机构)之间是存在区别的。 然而,这些条条框框根本束缚不了教授A。例如,他声称去伊斯坦布尔的旅行是商务目的,但这实际上是一次私人去高尔夫俱乐部的游玩。调查还显示,他挪用大学基金公款,为自己购买豪车:一辆保时捷卡宴、一辆保时捷GTS、一辆路虎、一辆梅赛德斯SL 280、一辆捷豹F-Type、一辆哈雷戴维森、一辆奥迪RS 6和Smart。 但该裁决提出的问题多于它所回答的问题:这是德国重要大学的第三方资助实践首次成为法庭案件的一部分。其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它的工作原理。 亚琛工业大学被认为是德国获得第三方资助最多的大学之一,技术学院的教授每年筹集数亿欧元。平均而言,每位教授筹集到约932,000欧元的第三方资金流向了该大学。机械工程和电气工程的教授生意尤其大。 种种迹象表明,被定罪的教授A受到了这些院系高额资助的“刺激”。大学高层向他明确表示,来自他的教师的第三方资助太低了。他在法庭上这么说。随后他与大学管理层就每年30万欧元的目标达成一致。最初他并不清楚这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机械工程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君特‧舒(Günther Schuh)向他提了一个绝妙主意,该教授也在诉讼过程中作为证人作证。 舒告诉教授A,有一个办法可以让筹集第三方资金变得更容易,即通过他们自己的公司,也就是所谓的“教授有限责任公司”,他们站在捐助者和大学之间,可以说充当中介。 这种教授型有限责任公司在这所著名大学中很常见。它们可以部分解释教授A如何创造可观的财富并为该大学平均每年筹集近100万欧元。到目前为止,公众还不知道这种第三方资助在亚琛工业大学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可疑的“教授有限责任公司” 在君特‧舒教授的网站上,他描述自己为一名科学家和企业家,他认为创新“需要科学和商业合作”。2005年,舒教授建立“亚琛工业大学校园”,这是一个科学和商业网络,“目前拥有超过420家科技公司”。舒教授建立并巩固了工业界与亚琛工业大学之间的桥梁。 几十年来,该大学一直为这种整合感到自豪,并正在积极推动它。这就是大学教授能挣钱的原因,必须有巨额资金的注入,否则一切都无法运行,因为仅基础设施就极其昂贵。第三方资金流越多,大学的公共资助就越高。 最终,整个地区都会从这种运作中受益:亚琛工业大学是该地区最大的雇主和培训机构。舒教授本人创立了多家公司,旨在推广电动汽车。这为亚琛及周边地区带来资金并吸引了潜在的工人。 舒教授被认为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将电动货车初创公司Streetscooter发展壮大,并将其卖给了德国邮政。他想以实惠的价格将小型电动汽车推向市场。他参与了名为“静音空中出租车”的混合动力小型飞机的开发。有人称他为“德国的埃隆‧马斯克”。 舒教授经常出现在媒体、YouTube视频和播客中。他很自豪自己创立了19家公司。根据商业登记数据,他目前仍担任董事总经理,他还担任多个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作为亚琛工业大学的教授,据说舒教授在大学每周只教四个小时。 CORRECTIV向舒教授询问了此事。他表示,“我目前参与了14家私营公司,但我只是其中一家的活跃董事总经理。”“我在我们大学中名列前茅,我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忽视我的大学职责。我的教学任务有所减少,但还有其它原因,因为我承担了与我开发的亚琛工业大学校园的开发和扩建、重大项目收购和初创工厂相关的特殊任务。” 另外,教授们还拥有免费通行证: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证明他们的决定和行为的合理性。事实上,他们完全可以在没有指示的情况下行动,只要他们履行教学和考试义务。一位内部人士表示,“在如此肥沃的土壤上,人们对保时捷和飞机的欲望不断增长。” 舒教授也是一名忠实的保时捷车手。在长途旅行中,他会乘坐私人飞机Cirrus SR22,该型号的售价为622,000欧元起。作为一名仅靠公务员工资的教授,很难拥有购买此类物品所需的财富。教授的工资大约是每月7,000欧元,当然不同的联邦州会有所不同,但不会相差太大。 舒教授告诉CORRECTIV:“过去30年来,我支持并部分共同创立了20多家初创企业。此后我出售了其中一些投资以获取利润。此外,我和我的妻子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房地产投资组合,由我的妻子管理。” 在对教授A的审判中,舒教授在证人席上报告了“教授有限责任公司”(Professoren-GmbH)的做法。他是这一模式的先驱,随后他在整个大学推广这种模式。 中国是财力雄厚的第三方资金捐助方所在地 简而言之,这是在工业界的潜在投资者和大学的潜在投资者之间建立一家公司。与工业界的协议是与公司签订的,然后大学接受委托,并通过分包合同为该项目提供材料和员工。这意味着可以为研究项目带来更多的第三方资金。 据调查,如今至少有21名来自亚琛工业大学机械和电气工程学院的教授经营着一家或多家公司。据该大学称,在大学与教授公司之间的合同中,“每一项任务以及基础设施和人员的整合都被详细记录”。听起来透明度很高。但正如舒教授报告的那样,该大学并未审查原始捐助者与教授公司之间的具体合同。教授公司的实际资金流向仍然不为人所知。 据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缺乏监管,教授们从其有限责任公司赚到的钱远远多于最终流向大学的钱。而中国是许多财力特别雄厚的第三方资金捐助方的所在地。 舒教授过去曾与中共资金进行过接触:2020年,当他的一家公司“e.Go”面临破产威胁时,他希望在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帮助下挽救该公司。公证合同本来已经签好,但疫情让这件事戛然而止。 亚琛工业大学的许多教授则更进一步: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教授公司”与中国公司做生意。数百万美元从中国流向研究项目,其中一些直接来自中共各部委。 亚琛工业大学的“中国粉丝” 凯-乌维‧施罗德(Kai-Uwe Schröder)教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粉丝”,他多次向员工和学生表示,合作的重点一定是与中国合作。 施罗德是一家初创公司创始人,也是亚琛工业大学结构力学和轻量化建筑教授,他还是研究所的负责人。近三年来,他与“国防七子”机构科研人员合作研究工作共18次。据澳大利亚智库ASPI表示,这是一个由七所中国大学组成的集团,虽然它们被宣称为民用大学,但它们与军事和军工工业有着深厚的联系,或者经营个人国防技术实验室。 “国防七子”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HIT)。它是一所对军队具有突出重要性的中国顶尖大学。中共官方媒体将其描述为“国防技术创新和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核心。它在卫星技术、机器人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自2021年以来,亚琛工业大学与哈工大签订了大学协议。 哈工大是民用和军事融合的一个例子。据该公司自己的说法,大量的“军民融合技术”就是在那里的实验室生产的。研究中的“双重用途”产品是指研究成果既具有民用又具有军事用途,哈工大在装配线上生产这些产品。 然而,施罗德教授和亚琛工业大学显然泰然处之,他们的研究存在安全相关风险。至少有五家中国机构部分资助了施罗德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根据CORRECTIV的研究,该机构向其奖学金获得者强加恶意合同,迫使他们无条件效忠中国共产党。 当被问及此事时,施罗德教授简短地回答道:在工作期间,他“陪伴”了两名中共研究人员的“创新研究”,并“与他们讨论他们利用手段和资源所取得的成果”。通过这样做,他创造了从中国到德国的知识流动。 每个中企和每个研究机构都受共产党直接影响 今年4月,联邦宪法保护局副局长斯南‧塞伦(Sinan Selen)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次会议上向企业家明确表示:必须假设“每一个中国企业和每一个研究机构”都受到共产党的直接影响。 亚琛工业大学本身在2022年向CORRECTIV承认了这一事实。与此同时,该大学也对此进行了权衡:它有内部测试程序来排除潜在的有风险的合作。 亚琛工业大学向CORRECTIV表示,该大学与中共军事相关机构的研究只是“基础研究”。这种说法很容易缓和有关该研究可能的军事适用性的讨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 这就是亚琛工业大学移动与运输工程教授哈瑞斯‧加查宁(Haris Gačanin)向CORRECTIV提出的观点。他本人并没有教授职位。但他的敏感研究却引人注目:根据近两年发表的著作,他与“国防七子”研究人员合作至少14次,与中共国防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合作至少3次。 国防科技大学直接向中共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报告。该大学以其超级计算机、自动驾驶汽车和高超音速导弹等方面的研究而闻名。一个专门研究中心专门专注于“军民两用”基础技术、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 例如,2023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是关于改进无人驾驶飞行器(无人机)的雷达技术。“双重用途”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对中共军队有利。毕竟,国防科技大学多年来一直在对用于现场探测的无人机群进行试验。 中共政府似乎也有兴趣推动此类研究:这项工作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该基金会向科技部报告。它支持了包括加查宁参与的至少41起案件。 加查宁告诉CORRECTIV,“我也不认识国防科大的研究人员或教授。”他声称最近才得知中共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科学家已被任命为他的一篇研究论文的作者。 根据德国研究基金会的指导方针(DFG)和大学校长会议(HRK)关于“良好的科学实践”和诚信,研究人员必须“以具有科学意义的方式”为工作做出贡献才能被列为作者。在没有与其他相关研究人员至少交换过一次想法的情况下,这应该如何运作至少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加查宁还表示,他从未获得过中共任何资助机构的资助,也从未从这些出版物中受益。他重复说这是基础研究,“将此版本用于军事或其它不需要的应用程序的可能双重用途是极其牵强的。”此外,他强调研究工作是“公开的,因此可供社会使用”。 但不排除中共军事相关机构将合作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用于军事应用:即所谓的“军民融合”。至少自2015年以来,中共各级政府都在全面展开这一行动。研究的民用和军事用途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是中共官方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中共的政治领导层多年来一直在追求这一目标,将知识和技术用于国防部门。中共领导层多次强调“科技创新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内部人士表示,发表的研究论文只是冰山一角,比公开结果更重要的是对大学基础设施和研究结构的影响。 亚琛至少有45名教授参与了来自中国资金支持的研究 在亚琛工业大学机械和电气工程学院的大约100名教授中,连同施罗德和加查宁,能确定至少19名教授根据他们的工作与“国防七子”或中共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亚琛工业大学至少有45名教授参与了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的研究。 亚琛工业大学通用力学系主任本特‧马克特(Bernd Markert)教授表示,他与“国防七子”的研究人员合作,他的工作已经得到了中国的资金资助。马克特还经营着一家教授有限公司:IAM Aachen GmbH的业务宗旨是开展“研究、转让和服务项目”。 根据企业数据信息提供商Sayari的交易数据,马克特的公司还作为股东持有“中车长春德国轨道技术”(CRRC Changchun Germany RailTech GmbH)2%的股份,它开发了中国氢能列车“复兴号”。 亚琛工业大学知道马克特的公司持有这家中国公司的股份。大学发言人表示,这也是“纯粹的力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使用众所周知的、既定的方法,这些方法已经通过研究所的出版物向全世界公开”。发言人表示,“没有理由担心。”但这种联系仍然引人注目:根据Sayari交易数据,中共政府也持有这家中国公司的股份。 对于一些人来说,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在他们的简历中也很明显。例如,马库斯‧约瑟(Markus Oeser)的职业生涯就展现了显著的飞跃:这位土木工程教授在亚琛工业大学工作多年,之后在时任交通部长的建议下于2021年成为联邦公路研究所所长。 约瑟与哈工大合作了至少86起案件,这使他在与中共军事相关机构的合作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自2015年起,他还担任哈工大客座教授。根据CORRECTIV的信息,任何接受此类客座教授职位的人通常都必须签署一份合同,承诺效忠中国共产党。 德国专家批评亚琛工业大学的做法 德国大学协会(DHV)发言人马蒂亚斯‧雅罗赫(Matthias Jaroch)表示,“非政府捐助者与科学界之间的合作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且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促进研究成果的转移,并且常常使复杂的研究成为可能。”“然而,这种合作也总是面临着损害宪法规定的研究自由的风险。”第三方试图施加影响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 虽然兼职活动通常是允许的,但需要批准,特别是如果大学资源用于此目的。他们也不得占用超过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雅罗赫认为,多种兼职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全职研究和教学工作相协调的问题是合理的,但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大学管理层和国家审计办公室作为财务控制机构在这方面至关重要。 CORRECTIV的研究表明,当教授职位和创业精神在大学融合时会发生什么。在亚琛工业大学的机械工程和电气工程学院,已经形成了一种商业和现金显然比研究和教学更重要的文化。这些教授与中共军事机构有着广泛的联系。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亚琛工业大学:只要大学与工业界和外国捐助者保持密切联系,但又不确保足够的透明度,这些问题就可能出现。它们威胁到应该建立在知识和诚信之上的大学机构的基础。 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专家博伦斯(Christopher Bohlens)认为,CORRECTIV的调查揭露了大学与产业和外国资金提供者之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他批评,亚琛工大应确保所有合作和研究合约都经由大学本身,而不是透过教授的私人公司来处理,以确保资金和研究活动的透明度。 绿党籍联邦议会教育研究委员会主席盖林(Kai Gehring)也在CORRECTIV发布调查报导后表示,虽然研究人员享有学术自由,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可以忽视社会、伦理和安全方面的责任。 盖林强调,亚琛工大所有学院、实验室和教授有限公司都应该意识到,与中共在高风险领域如军事应用的合作可能威胁德国的安全和技术主权。呼吁应建立一个国家层级机构,负责审查和监管这些高风险合作,以保障国家安全和技术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