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女权主义者出书 反思何谓进步

前女权主义者哈灵顿（Mary Harrington）的《女权主义反进步》新书原定于今天（26日）在曼哈顿举行发布会。然而，由于该场所在社交媒体上被人批评，租赁合同被突然取消，而主办方First Things的网站也遭到黑客攻击。尽管如此，主办方并不打算向所谓的“取消文化”屈服。

新书作者哈灵顿在Compact杂志发文表示，这是由于她最近在推特上批评儿童变性手术，直接冒犯了某些人。她认为这种手术是一种不可逆的行为，会使人永久绝育。她的批评措辞强烈，把从事这些手术的人称为“屠夫”，并坚持她的说法。

哈灵顿表示，她从社交媒体上的反对意见中看到，反对者对她的新书内容也很“不舒服”。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英国妈妈和作家，在纽约的文化场所被认为是“踏入禁区”，这表明“纽约市正在失去其知识的活力”。她说，在英国，取消文化的势头也很猛烈，“许多英国妇女因为公开反对变性而被贬低，被审查，被取消好友，被解雇。”

面对这些压力，哈灵顿和主办方计划在一个新的地点推广其新书，而不是向攻击者道歉。主办方说：“我们打算战斗，不打算就这样倒下去。”有兴趣参加今晚7点新书发布会的人士，可电邮[email protected]了解新地点。

新书作者哈灵顿在1990年代的英国长大，她在牛津大学接触到了批判理论。毕业后，她在20多岁时成为反资本主义、性别质疑的斗士。但在结婚、生孩子后，她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哈灵顿在自述文中回忆，对于像她这种90年代英国家乡的普通中产阶级女孩而言，进步是她们所做一切的背景，而相对的物质舒适和安全则被视为理所当然。她们坚信女权主义能够带来持续进步，因为从她的祖母1914年出生，到她1979年出生，女性的生活发生了不可估量的改善。

作为一名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本科生，她学习批判和酷儿理论，这既证实了她对进步的信念，同时也从根本上扰乱了她的信仰。这种偏执的心理转变让她感到有点发狂。

毕业后，她本能地反感等级制度，强烈抵制任何感觉像是有人试图对她施加权力的事物，并决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有这一切使她成为雇主眼中一个不太理想的员工。

她曾游走在低薪工作、艰深小说创作和反资本主义之间，这也延伸到她对女性的看法。在阅读了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0年出版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后，她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是女性，她尝试过毒品、变态和非一夫一妻制的关系。这种思想让她感到“解放和革命”，也像她一直梦想的“进步”。

然而，她游历过的每一个平等主义公社都被证明充满了人际间的权力游戏，无论是谁打扫厨房，还是谁在晚饭后洗碗，把男性排除在家庭之外并不能消除竞争和剥削。她试图摆脱等级制度，但却陷入了新的等级制度。她也越来越不满意不断变化的浪漫纠葛，并渴望建立更持久的伙伴关系。她不确定这样做的政治后果，是否代表她“叛变了”。

2008年，她和朋友创办的初创企业倒闭，这也随之打破了她对市场创造力和活力来解决社会挑战的幻想。她失去了社交圈、事业、大部分信念和身份。 经过好几年的时间，她才从反等级制度的理想主义废墟中，重新组合出一种类似可行的世界观。在她三十多岁时，她嫁给了一个男人并搬离伦敦，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也有了一个孩子。

在怀孕之前，她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相信“进步”意味着男女平等，女性能摆脱文化上强加的义务（例如做家务事）、期望、刻板印象或限制。然而，怀孕和初为人母的经历让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她最终抛弃了激进的女权主义。

她说，对“人妻”和“人母”角色的选择，最终产生了一种看起来相当传统的家庭生活，她发现从两性战争的噩梦中唯一的解脱方式是认识到夫妻双方是“相互依赖而不是压迫”，她也由此回归一个漂亮、正常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感到自己获得“比进步的20岁时”更平等、更完整的自我。

哈灵顿在她的新书中审视了自己的生活，试图找出为什么“女权主义偏离轨道如此之远”的答案。在围绕女权主义者意味着什么的文化争论中，作家哈灵顿问道：如果个人主义、家庭解放和性自由是过去四十年女权主义的幸福战利品，为什么这么多女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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