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审中共“猎狐”案 检辩双方各执一词

一名前纽约警官和两名中国公民被指控恐吓、骚扰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2020年提起的猎狐行动案首次联邦庭审昨天（5月31日）拉开序幕。检方和三名被告律师分别做开案陈词。

昨天的旁听席上坐满了人，还有中国和日本媒体记者，法院不得不拉来几张凳子设加座。此案因被视为美国对中共在美无法无天、跨境执法的一个标志性反击案件，而备受关注。

该案的三名被告都坚称无罪可认，前纽约警官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辩称，他以为他的调查行动只是为了协助一家中国建筑公司。朱勇说，他只是帮忙“找人追讨私人债务”。

郑聪颖（Zheng Congying，音译）的律师说，郑“只是开车去新泽西州，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第二天早上自己去撕掉了”。他们统统都说，不知道自己正在为中共政府工作。

庭审预计将持续十天半个月，可能会成为司法部提起的其它案件的重要先例。

最终，陪审团的裁决将是最关键的环节。该案庭审之前陪审员的筛选就花了三天，昨天记者见到，18名陪审员（其中6名是备用的）中有一位是华裔面孔。

检察官：每一个被告都很关键
助理检察官陈爱丽莎（Irisa Chen）周三在开场白中表示，被告朱勇承担中共政府的使命，去雇用担任私家侦探的退休纽约警官麦克马洪，在后者的协助下，获得了徐进及其家人的个人信息和地址，与布碌崙的郑聪颖一起，对徐进夫妇进行恐吓和胁迫，要求他们回国受审。这些工作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陈爱丽莎指出，这起案子并不是孤案，而是中共政府的“猎狐行动”，这是一个多年的阴谋，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侵犯了美国的主权。

她说，该案中的每一个被告都很关键，分别扮演了角色。在接下来的庭审中，检方将通过录音、短信、纸条等证据，向陪审团展示被告与中共政府的联系和协调，以及他们对徐进及其家人造成的伤害。

中国特工vs. 私家侦探
麦克马洪的律师拉斯伯（Lawrence Lustberg）说，他的当事人是一个英雄的前警察，曾在一场枪战中立功，为纽约市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该案中是个无辜的受害者，而不是一个为中共政府工作的间谍。

他说麦克马洪并不知道自己卷入了一个阴谋，他只是接受了一个来自中国建筑公司的委托，去追讨徐进欠下的四千万元债务，从未被告知任何会“让他相信他在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事情。

“麦克马洪与中国的特工会面，问题是他怎么知道那个人是谁？他不知道整个阴谋，他以为只是一个正常的追债的行为，不知道他自己正在与中国工作，否则他绝不会同意。”拉斯伯说，马克马洪还提醒当地执法部门注意监视新泽西那套房子，“如果他秘密与中国政府合作，他会打电话告诉其他警察吗？”

但检察官陈爱丽莎在开场白中说，麦克马洪发现目标人物徐进是一名“红通”人员，他在互联网上查到了，这表明他看穿了“模糊”的封面故事，他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看向了另一边”。

郑的律师强调：字条只留了一天
郑聪颖的律师指出，郑不认识朱勇，也不认识麦克马洪。郑聪颖只是被加州一个叫邝的人利用，邝是一个不断撒谎的证人，他曾经跟郑聪颖一起去过新泽西，并且要求他帮忙写了一张威胁徐进还债的字条。但是郑聪颖很快就后悔了，并且在24小时内把字条撕掉了，然后离开了新泽西。

他说，这事发生在5年前，郑聪颖那时只有22岁，而且第二天他就告诉邝他退出不干了，“第二天早上就撕下来了，这个不应该成为罪行。”

朱勇的律师：他们都被中国政府利用
董克文律师在开庭陈述时强调，这个案子不关乎中国和美国，正如法官叮嘱陪审团的，中国政府不是该案的被告，“我也不是在为中国政府辩护，而猎狐行动中，朱勇是无辜的。”

董克文说，朱勇回武汉参加了一个招聘会，被介绍给了一名中国的官员，但朱勇不知道对方是中国的官员，即便那个人来自政府，也不等于他提供了执行政府工作的职能。

董克文说，朱勇回到美国后，因他不会说英语，就找了一名律师和一名翻译，请翻译找到麦克马洪，双方的交流都通过翻译。麦克马洪问你要找谁，请提供资料，朱勇就去问中国那边。侦探说要签一个聘用协议（retainer），他又跟中国那边说。

朱勇后来带着中国来的人去了新泽西。几天后，朱勇开车送他们去新泽西，最后中国来的人就给朱勇每天200块钱，一共给了他三天，作为开车的报酬。

董克文说，朱勇参与的就这么多。他不知道这些中国来的人，做的是猎狐行动。朱勇是“中国政府利用的受害者”，这几个被告通通都被中共政府利用了，“他们全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纽约东区联邦法庭周三开始审理首例“猎狐行动”案，昨天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本案受害人徐进的小姨子刘燕（Liu Yan，音译），她描述了作为中共“猎狐”受害人家属，受到的压力和骚扰。

徐进是前武汉发改委主任，在2010年移居美国，与定居新泽西的女儿住在一起。2015年4月，中共政府将徐进、刘芳夫妇列入猎狐行动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刘燕是刘芳的妹妹，2005年就到美国，住在新泽西州。

刘燕说，姐姐和姐夫在工作岗位上很杰出，他们被中国政府无端指控，给他们很大的打击，并且影响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生活和工作。

2016年刘燕遭到两个自称是徐进朋友的人敲门来访，他们都是为了劝徐进回中国承认罪行。刘燕说，其中第二个人要求她“为中国办案组带话给我姐夫，说现在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的问题，如果不回去，你家人会继续遭殃，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自行回去认罪，第二个是消失。”

刘燕说，徐进83岁的老父亲在2017年4月5日晚突然出现在她家，他是由一个叫李医生的人和司机送来的。老父亲说，李医生陪同他坐飞机从武汉飞到美国，他是被中国政府和执法部门派来，任务是劝徐进回国，他提到负责徐进案件的一个武汉检察官叫凃岚。

刘燕说，老父亲带了一个老式的翻盖手机和一些药物，还有一张入境卡填写的样本，一张写着“从美国打电话回中国”的纸条，上面写着“肖局、凃岚、李医生”等人的电话号码。入境卡填写的样本上，上写老人姓名、年龄、赴美地址等的填法，其中教老父亲“问你几个人一起过来的：写1（个人）”，赴美地址则教他填了机场附近一家旅馆的地址。

刘燕试图联系纸条上李医生的电话，要求他把老父亲接走，但是没有成功。李医生说他的“任务就是遵守命令、把老父亲送到刘燕家，其他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负责。”

刘燕又试图联系凃岚，凃岚办公室声称她出差，没有联系上。刘燕感到很害怕和愤怒，她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找到她家的地址的，她觉得他们对老父亲不负责任，也没有人性。“我不敢相信中国政府的执法部门会利用一名老人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她说。

刘燕说，她不敢直接把老父亲送到徐进家，而是和徐进相约在一个购物商场见面，因为她怀疑有人会跟踪他们，以找到徐进的住处。路上，她留意到有一辆车，但又不觉得是跟踪的车，因为开车的人是个外国人，她印象中如果是跟踪的，那应该是个中国人，所以就忽视了。

老父亲劝返工作失败，一周后飞回中国。徐进把老人送到纽瓦克机场，并联系了美国政府的执法人员。

接下来从2019年2月份到8月份，刘燕收到18件武汉寄过来的包裹，都是徐进的妹妹、妹夫，或者妹夫的妹妹寄来的。这些信件和包裹都是劝他回国认罪，并且描述了他的父母身体不好，心理痛苦等情况，例如出门被人指指点点，见人抬不起头来等。

在其中一封信中，徐进的妹妹说她已认罪了，说他们最怕的是生死相隔，说很多人都被卷入和被捕，她希望哥哥“不要再抵抗，早点回来”。刘燕后来把这封信授权交给了F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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