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的投票结果出炉,熊焱和李江华双双仅得1%的选民投票率,而抛弃华人基本盘、走西人社会中极左路线的牛毓琳拿到23.7%的票排第二,这引发“华人当选不能靠华人”之类的各种议论。关于华人参选该如何做的辩论在11月普选前已经升温。
与其他地区比 华人投票率如何?
这场竞选将为下一场竞选提供信息。纽约市亚裔选民组织“亚潮萌”(Asian Wave Alliance)共同创办人朱雅婷(Yiatin Chu)正试图量化华裔选民的参与,来建立政治专业知识,主要是围绕熊焱和李江华这两位候选人,外加高德曼(Daniel Goldman)、牛毓琳的票数展开。
在华埠最大票仓的孔子大厦投票站,有两个选举区ED55和56。依据atlasizer.com的Data Mapper地图,东百老汇、地威臣街这两条“福州街”所在的ED55有144票,其中51%给了牛毓琳(74票),17%给了利华娜(25票),熊焱和李江华双双获得8%(12票),不到8%给了高德曼(11票)。
华埠勿街、摆也街等广东老侨所在的ED21有96票,其中53%给了牛毓琳(51票),14%给了利华娜(13票),10%给了高德曼(10票),熊焱得7%(7票),3%给了李江华(3票)。
在布碌崙八大道华社李江华的“地头”,他在几个ED选举区得票第一,但一共也只获得400多张票。牛毓琳排第二也只收割200多票。
相比布碌崙左派重镇公园坡(Park Slope)有18,077票,其中24%给了牛毓琳(4,387票),华社的投票率低到让人沮丧。
“所以就中国人的投票率而言,非常弱。”朱雅婷说,这就是为何仅仅有一个亚裔占多数的选区是不够的,“你必须过度补偿(让亚裔比例更高),才能选出亚裔代表。”
牛毓琳走的路
很显然,牛毓琳早就认识到华人投票率低,但她把自己定位为激进派的领头羊,已经与华人“越走越远”。
“亚潮萌”在布碌崙的共同创办人凌飞认为,牛毓琳“通过伤害华人自身利益来吸引/迎合其他族裔,特别是非裔与白左的票。”虽然这从民主党内部的政治盘算来看,确实在一定条件下“管用”,但她和杨安泽一样,“都没搞清楚民主党党内的潜规则”。
凌飞说,民主党日渐激进的倾向,反映民主党近年来已被极左派劫持,杨安泽去年竞选纽约市长时也走这条路,“要左要混民主党”。一开始确实民调领先,但后来黑命贵的群体并不买他的帐。就像牛毓琳这次和威廉姆斯结盟,黑人仍然抛弃她,把票投给了第三名的琼斯。
“因为杨安泽是华人,被左派归类到‘接近白人’类别。他再怎么‘表现进步’,始终改不了肤色。”凌飞说,杨安泽败选后有所醒悟,于是退出了民主党。
这种身份政治,就类似中国文革时依出身背景将社会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种族是世袭的,阶级也是世袭的,即便你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但始终会因“出身不好”受打压。
“当牛毓琳停留在华埠选区时,她还能在那些‘要左要混民主党的华人加持下’当选。但一旦放大到国会第10选区,”他说,左派的潜规则就清晰可见了。
华人参政应该走的路
凌飞认为,目前的问题在于,华人社区对民主党的这种“潜规则”始终还是处于无知的状态,明明每个人见面还讲民主党的激进政策怎么不好,但一转身仍对民主党中的温和派抱有幻想,以为在纽约这个深蓝州,只能继续混在民主党内才有机会出头,“这对华人社区、华人整体利益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是有害的。”
那么华人参政应该走什么路?凌飞认为,首先要把自己的理念“理顺”。
他说这几年观察到,有人明明认同共和党政策,却别别扭扭的用民主党身份参选,结果出师无名,理不直气不壮,“一次次被现实打脸,非常可悲。他们没有看透:民主党已经快速极左化,任何所谓的‘民主党温和派’都不可能在民主党党内胜出”。
根据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8月23日的初选,尽管民主党建制派试图击败挑战温和派的左翼,并试图推翻社会主义现任者,但纽约的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和盟友(家庭工人党)正在捍卫和巩固早期的胜利。“结果表明,纽约DSA现有两名市议员、八名州议员和一名国会议员——这突显了纽约市在美国重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核心地位。”
皇后区的新社会主义据点是州参议会第59区(Astoria和长岛市),社会主义者冈萨雷斯(Kristen Gonzalez)在初选胜出。一旦她在11月的普选中再赢,纽约政治记者马奥尼(Bill Mahoney)指出,Astoria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同时在国会、州议会和市议会中拥有社会主义代表权”的地方,另一个地方是1913年的Milwaukee。
凌飞说,“在6月份的民主党初选中温和派全灭,极左们继续胜利。然后是8月的这次,继续温和派全灭,极左们继续胜利。”
面对左翼的激增,凌飞认为,“转(共和)党是唯一的出路,教育民众转党是任何一个还抱有华人传统价值观的华人的唯一出路。”
一场拔河比赛
社会主义者进议会就是要搞颠覆。左翼杂志《犹太潮流》(Jewish Currents)2020年9月11日曾刊登一篇文章“立法机关中的纽约社会主义者”,对比了1919年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的五名社会主义者,和现在的社会主义者的异同。100多年前那五名社会主义者很快就因为对美国不忠,而被开除出议院。
文中说,前后相差一百多年的两个事件不同之处是,现在这些社会主义者属于DSA,DSA不是政党,而是“在民主党内部运作的组织”。当前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意识到1920年的开除驱逐事件,但他们以为:1)身处民主党之内可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2)虽然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仍然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当今的社会主义者,但如今的非社会主义立法者,离左边并不远。
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存在一场拔河。非社会主义者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开始反击,现在,他们在关于如何反击方面的辩论已经加剧。
“左派的目标看起来不错”,唐人街公民联盟成员王镝说,他倾向不反对左派的终极目标,感觉纽约向左转已势不可挡。但他看到极端的游民政策导致唐人街老人都不敢出门时,他坐不住了,召集华人集会、反对增建更多游民收容所,“激进左派太癫了”。
王镝说,高德曼原以为整个亚裔社区都会支持牛毓琳,做亚裔社区没有用,竞选前一周才知亚裔视牛毓琳为“大左派”,大部分不接受她的极左政纲。他笑称,熊炎和李江华两人合共拿1,500张票,而牛毓琳与第一名的高德曼就差1,300多张票,相当于“两人合力把极左的牛毓琳给拉下马来”。
接下来11月的普选,初选败选的牛毓琳已以家庭工人党的身份登上选票,将再次与高德曼对垒。王镝说,无论牛毓琳能否翻盘,家庭工人党的发源地、大本营就在布碌崙公园坡(Park Slope),“这场斗争将是未来很长时间的斗争”,为了抵制极左翼在政府日益增长的权力,他决定帮高德曼拉票。
“亚潮萌”的朱雅婷说,那些极左派觉得自己是救世主,他们试图将所谓“进步”政策推给所有的人,问题是不投票的华人给了他们平台,“选出更多进步的非常左派的民主党,让他们决定什么对低收入移民有利”。
她希望这次选举结果,能让华人醒过来,“花一点时间去登记选民、去投票。”她说,看看把高德曼推上第一名的犹太社区,听说有至少85%的犹太人参加了投票,再看看华人惨淡的投票率,如果成百上千的华人家长能请假去抗议取消特殊高中考试,相比去注册选民和投票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与此同时,她也加入一个倡导组织Final Five Voting NYC(finalfive.nyc)呼吁,在初选时向任何一个没有登记主要党派的选民开放。“许多亚裔选民不加入政党,从而被排除在决定性的初选之外。单一的开放式初选将大大有助于亚裔获得更多代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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