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出去以后不要乱讲话，否则你以后到中国会有麻烦。”去年12月下旬从北京第二监狱出监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何先生，近日向本报揭露了监狱内疫情大爆发、狱方隐瞒疫情，以及他出狱前遭到警告出去后“乱讲话”会有“麻烦”。
在北京做生意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何先生，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好几年，去年12月20日出狱，见证了疫情在监狱大爆发。他说，在11月底监狱警察换班（通常两三周换一次班）之后疫情大爆发。“换了另一拨警察进来，警察把病毒从外面带进来，过了三天，到12月3日、4日，大概6天左右时间，监狱里几乎全部人感染。”
但狱方对犯人欺骗说是“感冒”，“不承认是新冠，不承认是警察带进来的。”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北京第二监狱，专门关押外籍和港澳台的男犯人，以及对新犯人分配到各监狱之前实施“入监教育”，是新犯人的中转站。
他本应2022年12月11日刑满到期，但在12月9日出现感染症状，“但他们（狱警）骗我说，没事，这是感冒而已。”刑满之日他以为终于可以有自由了，他的家人也为他准备好了机票，但不料他的脚一踏出监区，立即就被转移到武警宿舍继续限制自由。“不让我知道，不让我走，我问为什么不放我走，他们才说我阳性了。”在那里，他再被控制到12月20日才获释。
何先生说，狱方对疫情隐瞒，不让犯人有知情权，那死亡的情况就更加掩盖了，“我们得病都不让我们知道， 死掉的会让我们知道吗？”对于狱中的染疫死亡情况，他估计“最少有10%～15%，最少的保守估计，跟外面的情况是一样的。”
疫情爆发后，狱方把人分散关押，使犯人更难知道彼此的情况，“伙房、工厂都用来关押，彼此分散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全部黑箱作业；如果这个人症状比较严重，他们会说他‘感冒比较严重，要送到别的地方’，死了也无从可知，所以死亡的数字不可能现在就知道。”
何先生在临出狱前，狱方还警告他不能把监狱的情况和疫情透露出去，“监区长吴志国、崔宝峰，中队长刘向东，这几个是现场最大的指挥官，又威胁又恐吓，说：‘出去以后不要乱讲话，以后回中国会有麻烦；不要以为你在外面乱讲话，我们会找不到你。’”
“越不让我讲，我越想讲。”何先生说，他在坐牢之前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不然他也不会到北京做生意，但是经过这几年坐牢，他彻底地“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 下半辈子的我，就是一个彻底、标准的反中国共产党的人士”。
“监狱宣传反美，仇恨美国人，宣传病毒是美国带进来的；把政治洗脑与减刑捆绑在一起，尽管在2019年以后减刑政策实际已不再操作；不让做运动，关到你废；逼外籍犯人唱红歌，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外不懂中文也逼他们唱，否则找各种理由修理他们，那些黑人虽然他们看不懂中文，但是红歌唱得比中国人还溜。”
犯人中流传：法轮功学员很少染疫
何先生说，北京第二监狱除了关押外籍和港澳台男犯人之外，也是一个犯人中转站，分配到其它监狱的人要先在第二监狱“接受入监教育”，时间一般是两三个月，所以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也先到这里中转。疫情以后，犯人对谁染疫了非常关注。何先生说：“犯人内部都在传，法轮功很少染疫。”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何先生说：“因为在（监狱）医院会碰到其它监区的犯人，法轮功（学员）一般不上医院，但是跟他们关押在一起的人会把信息透露出来，谁有感染，谁没有感染，我们一直很关注。犯人之间流传：法轮功没事哦。”
而且何先生说，他在2022年7月被关在小号一个月，跟被关小号的法轮功学员有过直接的接触，“那时候有机会对上话：‘你身体怎么样’，互相问，有的说‘我没事啊’，跟我说‘我没事’的都是法轮功。所以我是相信的。”
何先生说，法轮功学员因为不屈服、坚持信仰，在狱中的处境比普通犯人更艰辛：“他们比我们要辛苦十倍八倍。他们遭受的精神折磨，比我们要严重，他们不愿意屈服，对他们的折磨特别严重，喝水、洗澡都受限制，不让见到太阳，关押在小黑屋里面。”
“法轮功被关押，一种是有包夹监视，一种是单独关押——这种比较严重，因为他们不配合，不愿意屈服，共产党对他们没招了，就动用这办法，把他们的心理、精神折磨到最痛苦的状态。”
尽管法轮功学员处境最艰苦，但是他们很少染疫或者症状较轻，而且在狱中劝犯人归善，记住“法轮大法好”。
何先生说：“对此（指法轮功学员很少染疫）我们也无法理解，但我认为肯定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这个很明显，炼功的人和不炼功的人，……他们经常跟我们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我们这样说。他们还会劝我们要善良，我个人蛮佩服他们的。”
联系我时，请说明是从纽约华人生活网看到的，谢谢！ |
美国众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中文全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