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俄乌战争迫使全球分工体系重组

俄乌战争还在进行，西方对俄的全面经济制裁迫使全球分工体系重组，对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欧盟各国打击甚大。在世界GDP前十的国家当中，只有排名第1的美国与排名第10的加拿大对外市场依赖与资源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其余八个（中国、日本、德国、印度、法国、英国、巴西、意大利）国家都有严重的对外依赖，而且多是市场依赖兼资源依赖。和平年代，这种依赖没有问题，但一旦发生战争，对外依赖较强的经济体就会遇到极大问题。2月24日，为回应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美国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对俄罗斯实行全面的金融制裁以及严厉的出口管制。这一制裁除了对俄罗斯经济、金融系统及其对尖端科技的获取产生重大影响之外，亦导致欧盟能源对俄依赖的脆断。

全球化的两大基石

全球化初起之时，只限于经济层面。经历过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美国5万左派群聚抗议的所谓“西雅图之战”（Battle in Seattle）后，美国左派从反WTO到支持全球化，从此，全球化承载的价值观随西方主要是美国左派的政治主张变化而变形。在“阿拉伯之春”后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以推广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主体的颜色革命黯然退场，加载上西方世界的两大乌托邦诉求：一是和平主义，一是基于气候变化的绿能主义。俄乌战争宣告这两大主义濒临破产，但更严重的则是全球化的两大基石——奠基于比较成本优势的国际分工体系与资本全球流动必须进行大调整，今后西方将在与俄罗斯有关联的国家与经济体当中筑起一道墙——BBC有文章说是“铁幕”，其实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因为有中国这一“中立势力”存在，是道篱笆。

全球化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在于冷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一波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当时，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为世界描绘了一幅与其老师亨廷顿完全不同的图景：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最后一种政治制度，暗含的意思是当时还被普遍接受的白人文明最后同化所有的文明，完全否定了亨廷顿强调的“文明的冲突”，与之相伴行的是“地球村”的称呼。

经济学中的比较成本理论被应用于国际分工体系，意指：有的国家具有科技领先的技术优势，例如西方国家；有的国家具备资源优势，比如拥有丰富矿产的澳大利亚、拥有石油的中东国家以及委内瑞拉；有的国家具备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比如中国；有的国家（拉美国家）具备单一产品的农产品生产优势，而正好邻近的国家如美国有庞大的需求，为了达到效益最大化，资本无国界，在全球自由流动，寻找成本洼地，让每个国家都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或者提供自家的廉价资源，以我之所有，满足你之所无，这样全世界都能享受到价廉物美的各种产品。在全球化的前期确实如此，从衣帽鞋食品原料，直到高科技产品，全世界各国从纽约到非洲，各阶层人们按自己消费能力，使用同一品牌产品。

国际分工体系必然形成全球产业链，而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系于资本安全，资本安全的要素是自由流动与私有产权得到尊重与保障，这是美国、欧洲等全球大资本集中之国努力让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全球化基本原则，是全球化资本安全流动的基础。

脆弱的全球产业分工被俄乌战争结束

从1990年代开始的将近20年，世界各国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物质利益。但从2013年开始，全球化的负面后果出现，由于产业链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陷入衰败，失业剧增，不少产业工人因全球化而失业、收入下降，生活境况恶化。纽约市立大学（CUNY）客座教授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经济学家，他跟踪研究1998年至2008年间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增长变化，得出结论：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的收入在1998年至2008年间增长了60%到70%，而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他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下降，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加剧。前者无疑与亚洲等新兴中产阶级崛起有关，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典型是发达国家蓝领工人收入停滞不前。他的研究引发了一场论战，三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戴维·奥特（David Autor）、西班牙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的戴维·多恩（David Dorn），还有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这三位经济学家分析了全球化贸易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因为上述原因，美国2016年大选，力主全球化并以关照世界各国弱势群体（本国纳税人除外）为本身政治责任的民主党败北，川普胜出。从那之后，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弱点：一场危机可能从根本上迫使消费者改变他们想要随时获得商品的期望。但疫情还未结束，2022年2月下旬爆发了俄罗斯侵乌战争，西方国家联手对俄罗斯发动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制裁，从SWIFT将俄罗斯踢出去，到针对俄罗斯政府及个人、企业和官员实施相关制裁，包括没收资本、银行金融资产、财富、房产等，还将西方左派的“取消文化”用之于俄罗斯的音乐、芭蕾舞、文学作品直至俄罗斯的猫与树。俄罗斯也对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制裁，包括全面禁止从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日本进口食品等。制裁的目的是打击俄罗斯经济，希望促成俄罗斯卢布的崩溃和金融危机的发生。

从推倒柏林墙之后开始的全球化，终于在今年成了一道用篱笆隔开的两大类经济体，以全球化第一推手自任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至今仍然健在，不知他看到进行30年左右的全球化又回到全球分裂的原点，心中作何感想？

德国与欧盟为何先陷困境？

西方国家依仗自己的优势经济地位，过去曾对许多非洲、亚洲小国发动过经济制裁，有达到目标的，也有未达目标的，全看被制裁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

国际分工体系预设经济依赖关系重组有套“产品替代理论”，大意是：一旦某国某地的产品成本上升，资本就会追逐成本洼地，抛弃成本高的产地，寻找成本低的产地。中国制造因为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技术含量相对低，这些年人力、土地成本价格上涨之后，外资撤出，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东南亚、拉美等国家，证明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有较强替代性。

但欧盟各国对俄罗斯能源依赖通过制裁脆断，一时之间无法找到替代供给者，因此受到的打击非常沉重。石油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以切断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金来源为由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实行制裁，打的当然是俄罗斯的七寸，但这一制裁对参与国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力主制裁的英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较少——英国天然气4%、原油的8%来自俄罗斯进口。美国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只占其原油进口总量的7%。欧盟的天然气进口的45%、原油进口的25%，煤炭进口45%都来自俄罗斯。对俄资源依赖度较低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支持制裁俄罗斯能源出口，但依赖度较高的德国、比利时等国希望缓行。

以德国为例，天然气进口55%来自俄罗斯，德国总理、经济部长等政要纷纷公开声称，停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将把德国和整个欧洲推入经济衰退。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同欧盟领导人宣布签署一项年底前美国向欧洲提供150亿立方米（约1100万吨）液化天然气的协议，相当于2021年来自俄罗斯的进口量的一成。

德国的钢铁行业与化工行业都惊慌失措。例如，钢铁工业协会警告说，如果没有来自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就会停滞不前。对于钢铁公司总裁Hans Jürgen Kerkhoff来说，西方实施的禁运和俄罗斯方面的供应冻结都将是“强制关闭”。以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为支柱的德国钢铁业是欧盟最大的制造商，也是全球第八大生产商。这里生产的钢材是许多其它产品的基础材料。如果没有钢材，建筑，金属和电气行业、汽车行业以及许多供应商也会出现重大问题。Kerkhoff说，存在“生产中断、短期工作和可能失业”的风险。化工行业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与其它行业不同。化工行业只有4%的所需天然气可以在短期内被替代。如果只看过程热量，它甚至只有百分之一。（Im Extremfall wäre die Grundversorgung gefährdet, Zeit online, 25. März 2022, Eine Analyse von Tina Groll und Saskia Patermann）这也就是德国希望不切断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原因。

全球分工体系重组还刚刚开始，对于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发达工业国家，要想保住这两者的稳定，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地球村正在多极化，对俄发动的全面制裁，对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本流动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少数人预知到其严重性。仍然试图承担世界领导者任务的美国拜登政府对此显然准备不足，这种准备不足在最近拜登班子对外讲话的不停改变调门与说法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