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急升,防疫政策一变再变,上海当局已跟进北京中央强硬的“动态清零”措施。然而民间甚至当地官员都有抵制动作,其中围绕抗疫路线的左右之争,似乎成了中共与上海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上海人的愤怒、当局的一系列不人道抗疫措施,背后又是什么呢? 上海防疫政策一变再变 疏理官方报导发现,上海防疫政策发生连续变动,最初是说分区分批封控:3月28日起浦东封控,4月1日解封;4月1日起浦西封控,5日解封。 但到4月1日发布会:第一批浦东、浦南以及毗邻区域完成筛查后,实施阶梯式管控。4月2日,浦东新区官方又宣布,浦东新区均为封控区或管控区,暂无防范区。 中共副总理孙春兰4月2日到上海后,称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勒令“以快制快”上海彻底封城全民强检。 据“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3日消息,上海市委常委会当天晚上举行会议,学习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李强主持。会议声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随即,浦西4月3日原定的核酸检测不做了,变成了抗原检测;浦东跟着于4日一起做全市核酸检测,但4月5日并未如期解封,而是宣布继续封控。 4月4日,孙春兰在上海声称,努力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 据中共卫健委说,目前大陆15个省份已派出医务人员3.8万多人到上海,另外还调集了核酸检测力量238万管去上海。中共军队也抽调了2,000多名“医疗兵”前往上海。 上海官方还说,上海5万公安全员上岗加强社区封控力量。 民间怒火指向当权者 全面“封城”的上海,疫情尚未出现被遏制的势头。上海市政府5日上午召开疫情防控记者会,指出此轮疫情已累计逾7.3万例感染,形容形势极为严峻。这还是可能涉及隐瞒的数据。 上海防疫乱象频出,此前最令人关注的画面之一是:4月1日,有上海家长发布视频和图片,曝光被集中隔离的二百多名幼儿,只有十几个医护,有些孩子屁股都烂了,许多幼儿的嗓子都哭哑了,一些儿童病床上挤了多个幼儿…… 民间舆论渐渐将矛头指向当权者。 一个网传的视频中,一位上海大爷愤怒与基层官员对话:“现在不出门整天闷在监狱里,要讲科学、要讲道理的嘛,这样搞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什么毛病嘛,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没有障碍制造障碍,恐怖成这样子。”“全中国搞得怎么样,世界没有、宇宙没有,人都要疯掉了,跳楼了……死了多少,人吓人要吓死。” 因为疫情封控造成了其他病患者因延误诊治或没有照顾而亡的消息,则不断传出。 上海浦东一位一线抗疫医生接受端传媒采访时直言:“因为疫情封控去世的患者比病毒本身致死的可能更多。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我觉得这个事情天灾在前,什么东西在后,我不好明说。” 该医生还批当局防控政策朝令夕改,朝三暮四。“我们实在是陪他们走不动了,这个是我想表达的最终极意愿。” 4月1日,一张浦东某小区居民集体签联名信,希望无重症阳性居民“居家隔离后果自负”的截图引发舆论热议。一位该小区居民对财新网说,当晚阳性居民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他们全部都要隔离。“我们签联名信、生死状都没用,政策说了算。” 财新网这篇文章已经被“404”不可见了。 4月2日,微博公众号“恰帕斯东风电钻”网上发文,为“基层劳动者”发声,指上海疫情防控中,人们见证太多背弃人民利益的悲剧。其中基层劳动者受到伤害尤甚,并称要打赢的是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抗疫战。当中提到几个案例,建议官方当即决断让无症状患者可选择居家隔离。 同日,居住在浦东新区陆家嘴的维权人士季孝龙,在微博、微信、推特上发了一封“速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吁停运动式防疫,并认为未经民选的地方官员只能逢迎上层、蔑视民意,要求“立即解除本届政府党政官员职务”。 季孝龙3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第一时间把公开信交给安全部门,同时在微博、微信、推特转发,24小时内有近1500人留言支持,“但是现在微博已经被停掉,微信也被封掉。当局试图给我爱人施加压力,威胁我爱人,所以我也警告了他们。”他说。 此外,上海知名记者陈季冰在网上撰文,以“计划经济”暗喻中共极端防疫管控行不通。他3日于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撰文,直指上海的“全域静态管理”是在“封城”下实施“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状态,是防疫过程出现混乱的根源。 上海官员曝大实话 学者:官员在做低烈度反抗 网上热传一段上海市民与上海市某疾控官员的对话录音。两人在对话中均批评上海的防疫措施,该官员认为轻症和无症状最好居家隔离,劝该市民千万不要去方舱;并证实“健康云”资讯不可信,经常显示检测阴性,但疾控通知市民是阳性。 官员说,专业人员也“要被逼疯了”,说话根本没人听,“现在全部把这个病变成政治性的一个疾病。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在防流感,你看到现在哪个国家防流感这么防吗?”该市民说有在录音,并说没渠道反映给市政府听,官员则说:“你这样,你把我的录音放出去,可以的”。 并且该官员还直言:“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的绝望。” 前述录音曝光后,上海市疾控中心4月2日紧急发布一份文件,要求指定专人接听市民咨询电话,答复口径必须与当局防疫政策一致。 前述官员后来被证实是上海浦东新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与消毒管理科主任朱谓萍。 另一个录音也在网络热传,上海一个最基层的居委会官员,在面对居民的电话要求处理防疫问题时,大发牢骚,到后来她哭说压力太大了,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张罗这个事情,还要自己垫钱,不是在工作是在玩命,跟领导说了不想做,也曝光现在上海的防疫政策简直混乱得一塌糊涂。 中国研究学者、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有个乌纱帽原理,对社会控制,是通过官僚系统控制乌纱帽,来落实指令,不管是多荒唐、多荒谬的指令。但是基层的人他是直接面对社会、直接面对公众。如果他有一天觉悟了,他有可能出来反抗,把他的怨气说出来。但是整体而言,大部分人还是用权力去保乌纱帽,还是去合作的,因为他有一些特权在里头。但是现在是压力过头了。 “前段时间他是躺平懒政,我不干了。他不执行那些东西,在平时可以,可是到这个抗疫,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干、那样干,要得罪很多人。然后眼前的好处他得不到。所以你看基层新的迹象,就是一批人现在是开始撂架子,我不干了行不行?只是走进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直接反抗。” 冯崇义说,上海人现在已经造反,在逼上边改变政策,就是他造反的烈度问题,“他还在安全系数底下造反,就包括刚才你讲的这个底层官员,她已经从躺平、懒政到公开抱怨,他们已经低烈度造反。” 上海人为何反弹更强?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在推特上表示,居民们的反应是上海市政府过激抗疫措施的结果。 他写道:“上海的专家们和大多数公众明白,对接种疫苗的人来说,奥密克戎感染的严重性很轻。在这种情况下,封城和将感染者强迫隔离在恶劣的环境下,导致的反抗并不令人惊讶。” 在上海生活四十多年的资深金融从业人士朱先生对大纪元讲述大上海的变迁:1949年以后,原国民政府的军政界要员主要去了台湾。而上海的商界、文艺界包括黑社会大佬主要都去了香港。 除了左派的、放不下在上海产业的,或者和中共有勾结的那些被统战的红色艺人和商人,几乎都去了香港,所以那时起香港被称为小(老)上海。以前那些最知名的香港艺人,几乎都是前上海文艺界的或者他们的后代。之前有个中共军官曾说“香港人最坏了⋯⋯”,因为历次运动受迫害包括大逃港过去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对中共认识最清楚的、最理智的。 “还有一些学界、知识界的所谓泰斗级人物,一早去了美国,之后又被骗回大陆一些⋯⋯这就是历史。随着岁月流逝,记忆消逝了⋯⋯所以需要再受苦难,再遭迫害,才能再清醒。” 朱先生说,现在的上海人,因为上海开埠以来就国际化了,包括人文思想和国际较为沟通,再也回不去了。这个是中共最头痛的。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上海有相对开放的环境,使得大众对防疫模式的比较有相对理性认识,很多人都知道共存模式在海外已经达成的事实。此外,之前上海一直在试行小范围放开的所谓精准防疫,已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但被高层强压迅速封城后,整个此前建立的防疫机制被打乱甚至放弃,如此庞大数量人口的大城市一直没有封城清零方面的工作准备,而是一夜间直接进入封城,所以各方面工作出现严重混乱也就成为必然。 他说,中共强压的一大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量次生灾害出现,远多于疫情本身的伤害。另一大结果就是严重打乱了上海的城市管理系统,导致封城后的各种工作大面积混乱或瘫痪,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认为,这次上海的事起码说明中共所谓大国抗疫成功模范是一个谎言,通过这次暴露出来了。 “他这种抗疫模式,给民众带来的不同的灾难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在民间已经有很大的不满。通过上海这些人有机会表达出来,它并不是一个个案,它是整个中国这种抗疫模式给社会带来伤害,也是会带来矛盾的一个表现。” 冯崇义举例说,中共的网格化管理,或者叫数码极权,还有控制社会的一种新的模式叫健康码,把人们的所有信息全部收集起来。这个状况会引起那些已经觉醒了的、有共鸣意识、有权利意识的人的不满。“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些从缝隙里表达出来的不满,它只是冰山一角。” 传习提出“长期斗争” 分析:为保二十大连任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针对疫情,北京中央当局在“动态清零”老策略不退让之下,最新提出“长期斗争”总路线。 报导说,除上海明确封城,邻近的昆山等地开始暗封。疫情将重挫上海及威胁长江三角洲,不仅影响爆疫地民众的生活,也开始波及政治和经济,北京中央最新拍板,抗疫将实施“长期斗争”,这恐是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数。 唐靖远对大纪元说,中共真正的动机,是因为中共二十大在即,当局不想因为防疫问题而受到任何反对派的攻击。一方面清零是习近平亲自拍板的防疫原则,这个模式如果被证明可以被替代,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将受到极大冲击。另一方面共存模式必然带来大量感染,为了确保自己连任的政治目标,习近平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所以宁可继续大费周章清零。这是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第一位,而非防疫本身的需要。 美国评论人士章家敦(Gordon Chang)也在推特上批评了上海的一系列不人道抗疫措施。 他表示:“中国在上海的清零措施其本质是极权主义,结果也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政权更关心的是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对疾病的控制。” |